2、合作氛围：

从“抱团取暖”到争吵

第1次、第2次G20峰会是“危机应急”，类似向金融机构注资、刺激经济方案、反对贸易保护、限银行高层薪酬等措施，都是为了化解日趋蔓延的金融危机，提振各国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呈现各国“抱团取暖”的团结姿态。2008~2009年的前两次峰会上，G20成员国的合作相对容易，因为不合作大家都“遭殃”。

去年9月第3次G20匹兹堡峰会，正式确立了G20的国际论坛地位，也预示着G20的争吵氛围趋于突显。

今年6月，多伦多G20峰会在全球经济复苏脆弱、复苏幅度不均匀的背景下召开，G20成员国在商讨的重点议题上出现了争吵。当时，美国的首要任务在于“促就业、保增长”，欧盟的任务在于“削债务、度危机”，新兴经济体的核心任务在于“保增长、求发展”。

多伦多G20峰会表明，全球经济危机不再是“铁板一块”，应对经济复苏出现重大分歧，争吵的氛围一度甚为高涨。

3、面临拐点：

已迈入“后危机时代”

以美国、欧洲、发展中国家三大代表集团之间的分歧，多少表明G20合作需要新的思路，体现了随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共同利益趋于“让位”于区域利益、集团利益，甚至是一国利益。对G20来说，应对此前的金融危机是“一项选择”；而支持全球经济复苏则是“多项选择”，各国面临不同的政策选择。

10月31日，欧盟认为，G20首尔峰会的召开正值关键时期，在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中，G20扮演了关键角色，G20目前正处于转折点，其工作重心正从紧急应对危机转向更长期的协调合作。对此，宏观经济研究专家陈凤英提到，面对“后危机时代”，G20正从协同刺激转向协调增长、从短期应急转向长效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谋划。她认为，G20正加速从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机制转为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G20如何在以发挥容纳更多新兴力量优势的同时，尽可能避免因成员国过多而造成的“议而不决”劣势，是G20在“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治理的重大考验。作为该制度形式的主要受益者，新兴国家有必要联合起来，集体捍卫G20这一制度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