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战败

8月底的东京还被桑拿天笼罩着，稍微动一动便是满头大汗，却有人要在周二中午12点半开始一场游行。日比谷公园门口的树荫下，聚集了百余人，老中青都有，举着橙色的标语，正在练习整齐地喊口号，他们抗议的是一种治疗癌症的药剂，这种药因为副作用大，在欧美已被禁止使用或者部分禁止使用，却仍然在日本销售。

这座建于1903年的公园是日本最早的西式园林，地处日本的心脏地带——东临银座，北倚天皇官邸皇居外苑，西边则是政治中枢霞关，游行者正是要一路向西，把国家权力机关“骚扰”一遍。

65年前，这里是东京少有的未被轰炸的地区，在一片焦土的包围中，美军在附近建立了总司令部，数量庞大的美国大兵把这里变成一个“小美国”。街头上跑着吉普车和各式美国舶来的新式轿车，美国军警和日本警察共同指挥交通，日本警察总是跟在美国警察之后打信号，而麦克阿瑟将军，则在他办公室里发出各种指令，要把战败的“日本佬”塑造为美式民主的上好样板。

1945年10月4日，《一九二五年治安维持法》被废除，关于集会和讲演的限制松动了，“思想警察”也被取消，11月起，盟军最高司令部开始强行解散垄断财阀，与此同时，农村的土地改革也开始了。此后的两年，改革继续扩展，妇女有了参政权，教育体制也得以刷新，一本典型的小学课本《少年少女民主读本》这样告诉数百万学生：“同盟国正尽力使日本早日实现民主，并且重回世界的怀抱。然而，即便没有同盟国的说法，如果我们看看人类的历史，成为民主主义的国家、民主主义的国民，也是人们真正应该走的道路。”而在学校外面，穿着补丁裤子的孩子挥舞着纸做的小红旗跑来跑去，他们在玩一种“示威游戏”，模仿在各地举行示威的左翼人士，等他们长大以后，这种游戏就变成了实践。

那位戴着太阳帽，背着双肩包，背有些佝偻的老人，也许童年时就玩过这样的游戏，现在，他站在一群晚辈中间，正在等待警察的口令。四五位警察走到马路中间，拦住往来车辆，一声哨响，游行者从日比谷公园鱼贯而出，“药害”、“患者”、“命”、“诉讼”各色字样在警察的护卫下通过马路，开向霞关。

今日日本的许多现实，可以从战后的岁月找到缘由。1947年，这个国家接受了一部和平宪法，它宣布日本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天皇不再是神，而是国民统一的象征，它还宣称“我们不再发动战争”——若干年后，右翼人士攻击这部宪法，说它令日本“去势”；从1946年到1951年，日本迎来了战后第一拨婴儿潮，在这3年出生的800多万人被称作“团块世代”，他们将成为七八十年代日本的“企业战士”和最富有的一代，但进入新世纪后也要被他们不少宅在家里的儿女们啃老，而他们中间的极少数不走运者，则会沦为上野公园、池袋西口公园和新宿车站里的流浪者，每晚在纸箱子里孤独地睡去。

也并非都是积极的预兆。几十万盟军带来了大量需要释放的荷尔蒙，在一封发给全国警察管区的密电里，内务省指示为占领军特设专用慰安设施，以防外国士兵玷污良家妇女，大藏省一位政坛新星池田勇人在安排政府预算时说：“用一亿日元来守住贞操不算贵！”而7个卖春业团体则宣布，应征者有着“保卫一亿日本人血统之纯洁以护持国体的伟大精神”。这些为国“献身”者被称作“潘潘”，她们选择了在欲望上的自甘堕落，而对于后世的观察者来说，“潘潘”预告了即将来到、并绵延至今的日本性商业化潮流。

教育也不乏矛盾之处，一个中学生后来回忆，美军进驻日本后，被认为最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修身、日本国史和地理三门课中断数月，在文部省赶制新教材期间，他们被要求将自己辛辛苦苦抄写的老课本涂黑，这一经历带给他这样的思考：“接受了的知识可以动摇，教育本身并不是绝对的事情。”

最大的矛盾在于旧官僚体制的延续。“最初占领日本时美国人是很热心的，”原日本驻印度大使野田先生说，“后来冷战开始，美国希望充分利用日本，便一边改革，一边让1930年代的官僚体制发挥作用。”于是左翼遭到“赤狩”，保守势力重整，经济大权也重归中央官僚手中。此后数十年，日本以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姿态赶英超德，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令欧美国家兴奋而又紧张地讨论“日本奇迹”、“日本模式”。但随着19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整个国家陷入停滞无法自拔，保守的官僚体制也成为反思的对象，一个名叫菅直人的人就直言批评说：“日本政策中80%是由官僚制定，只有20%是由民选政治家制定，在我们现行的体制中，一个大臣，包括首相，也没有最终的权力，甚至都不能称之为一个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