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新闻自由”必然追求市场竞争优势

市场经济这个外部环境，决定了最终的新闻自由不可能仅仅是某种抽象的价值，而必然是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体现新闻自由的载体，必须符合这种规律，并在市场竞争中获胜。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之所以走到今天，首先是因为他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借助典型的煽情报道，借助各种猛料、内幕、独家新闻等等，赢得了市场的青睐；而所谓市场的青睐，是通过受众，包括那些在“窃听门”暴露之后愤怒不已的大众，对《世界新闻报》等小报的偏好实现的。

这些猛料、内幕、独家新闻，满足了消费者窥探他人隐私的需求，阅读之后带来的愉悦，使人每每不能自拔其间，唯一没有想到的是，这种无限膨胀的内幕挖掘，实际上是以被挖掘对象的隐私损失作为代价的。从新闻集团的角度来看，迎合、引导、放大乃至纵容受众窥探他人隐私的负面偏好，固然在短期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但同时也迫使其自己的行为日趋走向公众容忍的底线，而最终当他越过了这条底线的时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终于酿成了今天的局面。

另一个作为外部环境存在的，是政治权力。媒体虽然要监督权力，但这种监督必然按照一定规则进行，无论是公开规则或者是潜规则。“窃听门”中引发持续不安的特点在于，人们发现原先应该彼此制约的新闻媒体与权力，竟然实现某种形式的“合谋”。但坦率说，这种“合谋”始终以某种方式存在，姑且不说小报高度发达的英国，即使在美国，也有类似情况。“维基解密”披露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文件以及国务院电报等事件中，试图与《纽约时报》合作，但后者拿到爆料之后，很自觉地跑去白宫商议宣传的角度，这种“自律”便是某种“合谋”规则的体现。因为这样，所以《纽约时报》才能成为白宫“指定”的最主要放话媒体之一，持续获得其他报纸所不能得到的“内幕消息”。

这些游戏规则同样不是一蹴而就，在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在漫长的时间里经历各种互动、博弈、纠结之后的产物。同样的，这些具体、鲜活而真实的互动、博弈与纠结，也很少坦白明了地出现在新闻自由的教科书里，因为和普世价值的光鲜形象相距甚远，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世界。面对现实和真相，是需要勇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