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学者谈亚太纷争解决之道

中日关系应增进韧性

胡令远(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价值利益范式下，战后日本对华关系有三种类型：一是规避与超越型，即1972年体制，具有一定的政治外交后遗症代价；二是固守与挑战型，即向美国一边倒，采取所谓的价值观外交，用台湾问题和历史观挑战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三是链接与统合型，即作为“内海”的太平洋，形成“等边三角形”的中日美关系。

高原明生(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国际环境在发生变化，一是2008年美国开始实行“重返亚太”政策。二是中国国家内部开始辩论：还要不要继续韬光养晦？以及中国模式是什么？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我们究竟如何应对钓鱼岛危机呢？我认为，历史经验应该维系，中国应该承认日本过去40年的实际控制，日本应该停止登岛活动。同时，要增强中日关系韧性，增加两国人民对彼此国家的认知，日本应增强对中国人民的公共外交。中日美三国长远地共存，增强信任。

胡德坤(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院长)：21世纪世界发展趋势是走向合作与发展，中日关系的根本改善是个漫长过程。近期政策应以“和”为上，搁置争议，维持“政冷经热”，不影响两国的战略性发展。长期政策应是“合”为贵，求同存异。保留争议，共谋双赢，促进我国的发展。

过去划界经验的启示

邢广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我们可以从中俄哈吉塔成功解决边界问题获得一些启示。随着苏联解体而来的地缘政治变化，给中俄边界谈判带来不确定因素，谈判程序变复杂，中国回旋余地变狭小。通过“4+1”边界谈判模式，中国及时在变化中与中亚新邻居发展关系。例如：1996年在上海达成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信任的协定和1997年在莫斯科达成的关于在边境地区进行裁军的协定等。在此基础上促成“上海五国”机制，逐步解决了边界问题。在处理边界问题上，国家关系的良好状态，创造新型谈判模式，体现互谅互让原则和双赢理念，以及控制双方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都是极为重要的。

杜进森(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从越中北部湾划界协定来看，划界是有必要的：该地区无明确国界时，经常发生争端。划界能为两国国内的发展创造和平外交关系。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两国有必要明确专属经济区界线。因此北部湾的划界内容包括划定两国领海边界，划定专属经济区和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这是越中关系和划界里程碑，为其他事件提供经验。

石源华(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中韩处理高句丽历史问题，可以说是“搁置外交”的成功案例。搁置争议，是因为历史分歧，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一致，应允许双方保持自己观点。同时，高层及时沟通非常重要，以避免发生误判和问题激化。还需有足够耐心，留待将来心平气和妥善解决争端。随着东亚可能的一体化进程，问题严重性可能自行消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