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我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基本途径是执政为民。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矛盾尖锐，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着诸多风险，对我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严重挑战。建立透明、高效、廉洁、负责任的政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成为能否更好地服务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首要任务。当前，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政治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加强对各级政府的监督是我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环节。推进我国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是完善政治权力监督与制约的首要途径。四川汶川5.12大地震、河北三鹿毒奶粉等突发事件警示我们，只有加快我国政治现代化步伐，才能更好地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

最后，是经济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我国经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为政治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政治体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越发明显。政治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导致腐败发生，进而造成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改革成果分配不公，极大挫伤人民的积极性。为确保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坚决惩治贪污腐败；加快法制化建设实现利益分配的合理化，防止两极分化。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遭受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迫切要求各国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国际交流民主化，这些都向我国的政治现代化提出现实要求。

加快推进我国政治现代化建设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我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证。在我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性，选择合理的路径成为我们必须思索的问题。

三、我国政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我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是集体主义，与西方社会政治现代化核心理念自由主义有着本质区别。同时西方政治现代化理念具有很大历史局限性而缺乏普适性。因此，我国的政治发展必然要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我国政治现代化选择什么样的路径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如何对待我国的文化传统、如何对待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问题。

首先，要正确对待中国文化传统。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关于“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两分法，是分析所谓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差异的基本公式。在这个二元对立的公式中，凡是代表“坏的”、“落后的”、“负面的”东西，都处于“传统”的一极，是“野蛮的”；凡是属于“好的”、“进步的”、“正面的”东西，都处于“现代”的一极，是“文明”的。[2]现代性意味着与“传统”的“断裂”，“如果想要进步就必须忘记过去”。受现代性断裂性思维方式的影响，打倒传统成为人们现代化过程中的号角。这种对待文化传统的非历史主义思维方式给我们社会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失，教训是极其惨痛的。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血液，是民族国家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国人民大学戴逸教授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认同性。各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彼此吸收对方的文化成果，文化的融合为政治认同提供了基础，为各民族之间的发展起了持久而巨大的亲和力、凝聚力。古代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的文化没有发生断裂，这也是为许多西方理论家所羡慕。当然，我们并不否定文化传统也意味着一种发展的惰力，成为我国政治现代化的保守因素。因此，我国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要正确对待我国的文化传统，做到文化自觉。 其实，现代和传统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传统向现代的发展体现出连续性、继承性。世界现代化进程充分说明，各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其表现就是由于各国独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从而使各国的现代化既有共同性也有其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