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最关键的是作家艺术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脱离现实、脱离群众，因此并不真正地熟悉和拥有生活。过去提倡作家“深入生活”，比如柳青创作《创业史》，在陕西农村一住就是八年；而赵树理的作品，所写的大多是他在农村工作中所遇到的普遍存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他们对当时的农村和所描写的人物，不仅熟悉，而且有自己切身的情感体验和理性认识。在当今的时代，也许我们不必再延续和提倡那种深入生活的方式了，但那种“亲近生活的精神”和选择适合于自己的“深入方式”，还是绝对必要的。真正认识和熟悉当今处于历史转型期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现实和自己所要描写的具体生存现实，要比前代作家更加复杂和艰难。对于作家而言，所谓真正熟悉和拥有生活，我认为应当做到“见、识、情”的统一。见，即作家的见闻、经历；识，即作家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由此形成的新鲜思想；情，即作家的情感体验。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家仅仅是阅历丰富、见多识广的话，他可能装着满肚子的故事、人物，即所谓的创作素材，但他看到的很可能只是现象、幻影，而不是本质和真相，因此不能真正地理解、把握现实生活；如果作家的理性认识不是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从大量的现象中抽象出来的，那很可能属于书本上或别人的认识和见解，同样不能说明他对现实和生活有深刻的洞察和理解；如果作家的情感体验没有深刻的理性认识渗透其中，那么这样的情感就会失之于表面和肤浅。所以，作家只有将“见、识、情”融而为一，就是将见闻转化为理性认识，又将理性认识情感化(见、识、情三位一体，不可分割)，我以为才算得上是熟悉、理解或拥有了生活。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应该说当今的多数作家，大概与真正的熟悉生活还是有不小距离的。

其次，因为并不真正地熟悉生活，又要进行创作，所以只好根据搜集到的素材(现象层面)来进行所谓的艺术加工和想像了。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艺术加工和艺术想像，而是“编造”。有些电视连续剧，不就是几个人坐在宾馆里“侃”出来的吗？出于对“大众趣味”的误解，他们在“创作”中，有的干脆进行“下半身”写作，有的玩语言游戏斗嘴皮子，有的热衷于“床上戏”，有的故意插科打诨并“硬造”噱头，有些改编者，把好作品改得俗不可耐，电视连续剧《沙家浜》的改编就是典型的一例。这些作者想借性、借人物之间的暧昧关系来吸引读者和观众，而我听到许多观众说看这种节目的感觉是“睁不开眼”，更不能让一家三代坐在一起看。据我所知，有的作者不让自己的孩子看自己写的那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