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谷岩在哈佛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教授。他在课堂上学到的经济学理论，主张的是“支持经济活动的自由和资本的移动。规制不过是对既得权益的维护，被作为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枷锁而被否定”。而回望日本，中谷岩看到的则是“一个被以系列、终身雇用制为首，政、官、业的铁三角等既得权益五花大绑的封闭的社会，是一个美国经济学最重视的市场原理完全没有发挥机能的‘前近代社会’”。结合美国当时的情况，中谷岩以为，“如果日本也能像美国那样进行自由经济活动，转变成市场机制发挥机能的社会，就能变得像美国人那样富裕、幸福”。他开始认为，“还是在哈佛学的美国式经济学才是正确的”。于是，“一个醉心于市场主义经济学的激进的‘改革派’被制造出来了”。

1981年，里根政府上台，曾经使中谷岩心醉的中产阶层支撑的美国社会产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里根强调“小政府”，“对高收入者减税”、“个人责任”，这些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搞活了停滞的美国经济。但是，在其后不足30年的时间内，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急剧拉大，中产阶级随之消失，医疗和福祉出现后退，占总人口0.1％的超富阶层的收入所占比例达到美国整体收入分配的7％。美国102家代表性大企业的高管年薪与普通员工的平均收入比，从20世纪70年代的40倍增加到2000年的367倍。2007年，美国4700万人没有健康保险。从享受医疗和教育的水平来看，美国还不及古巴。1999年，中谷岩担任索尼株式会社董事，开始深入接触美国的政经界人物，真正认清了美国阶级社会的本质，引发中谷岩对他从美国书本上学到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进行重新思考。

小泉政府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小泉的“结构改革”结果被中谷岩称作“美国现象的缩小版”。近20年中，日本的贫富差距扩大，出现了“胜组”和“负组”的两极分化。为了在全球化竞争中取胜而进行的日本企业的“雇用改革”，使日本的终身雇用制和论资排辈体制形同虚设，不平等意识蔓延，开始给日本社会和日本的企业文化造成恶劣影响。仅仅10年不到，年收入不足200万日元的贫困层就增加了200万人，达到1000万人。曾经被叫做日本特色的“中流社会”已经无影无踪，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出现问题，犯罪增加。原本以凝聚力而自豪的日本社会急剧分化，“人情”和“温暖”消失，日本社会安心、安全的神话被新自由主义完全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