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题材影视剧以普遍认同的人文价值为视角，阐述“红色精神”的历史文化合理性，弘扬时代主流精神，这既使“红色记忆”的先进文化品质在审美过程中得到了有力的弘扬，又使其艺术表达具备了更充分的人文亲和力与审美共鸣度。

再次，“红色”题材影视剧既不拘一格地探求和发掘受众的心理积淀，又始终保持“红色文化”的基本立场，显示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审美思维特征。

“红色”题材叙事继承了“文以载道”的艺术传统，又包含历史审视的人文意味，然而在文化产业化的时代语境下，实现这种目标必然要依靠市场。因此，以激发观众的审美兴趣、发掘观众的心理积淀为基础，不拘一格地调动各种审美元素，就成为“红色”影视剧的必要策略。

“红色经典”改编的关键，自然在于能否成功调动观众对“红色经典”的亲切感与共鸣感。新中国成立初17年的“红色”叙事虽然理性主题相对单一，但实际上审美风貌已深具多样性的潜质。改编者即以此为基础，顺应当今时代观众审美需求日益上升的状况，不拘一格地发掘和发扬了其中诸多相关的艺术元素，从而使“红色经典”的亲切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在原创作品的“另类”英雄传奇和特工谍战叙事之中，也普遍地具有一种传奇色彩。从《狼毒花》的喝酒绝招渲染，到《我的兄弟叫顺溜》的狙击绝技聚焦，直到《小兵张嘎》喜剧色彩极浓的故事编织；从《亮剑》情节展开对主人公在革命队伍中“另类”风格的津津乐道，到《暗算》叙事范式对“杀人游戏”的深层植入，众多作品均表现出一种极具传奇色彩和娱乐功能的审美要素，受众的观赏快感不言而喻。但在诡异和独特之中，一种人世的况味、人生的沧桑感，却也以诙谐而颇具传奇色彩的形态表现出来。“红色”题材影视剧“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特征，由此可见一斑。

“红色”题材影视剧因充分拓展“红色记忆”的审美适应性、融合多元文化优势弘扬主流价值、探求观赏性艺术性思想性并具的审美可能性等方面的新步伐，而使当代中国的“红色”叙事，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审美新境界。然而这种境界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比如：到底应选择怎样的道路，才能使“红色记忆”叙事最大限度地实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到底应遵循怎样的价值原则，才能使“红色”叙事既珍重民族现代历史的苦难和牺牲，又在更高的精神文化层面构成与世界文化、人类命运有效的深层对话？到底应怎样发挥审美灵性与思想智慧，才能真正使审美的适应性孕育于历史具体性之中、精神的共鸣度建立于高位伦理价值基础之上？这些追问和期待将连同观众的喝彩，一道伴随“红色”影视作品创作开向更加理想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