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但区域发展差距、阶层收入差距也会迅速扩大，并带来政治风险。

收入差距扩大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基尼系数”外，还包括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以1978年的年收入（假设2000元）为基准，我们的收入其实都增长了，但是，如果2008年我们的收入都是1万元，而2009年，你增加了1万元（年总收入2万元），我只增加了9000元（年总收入1.9万元），那么，我相比你下降了1000元，则“相对贫困化”了；如果你增加了1万元，而我没有增加，甚至还少了1000元，那么，我的年收入只有9000元，则“绝对贫困化”了。因此，虽然较之过去，我们的收入都增加了，但由于“相比”下降了，还是有“吃亏”、“受损”的感觉，“怨气”在社会中产生。

美国南北内战的根本原因是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由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国家的经济政策就不可能使每个地区平均受益，甚至可能使一个地区受益，而另一个地区受损。比如，美国南方以农业经济为主，农产品主要靠出口，工业消费品主要靠进口，美国政府为了扶持北方的民族工业，就通过提高关税来保护，这就损害了南方的利益。结果引发了南北双方的政治危机。当政治危机解决不了的时候，军事冲突就不可避免。

经济发展差距扩大会引发内乱，这是美国给其他大国提供的一个有益的反面教材。

（四）经济崛起与经济国际化带来的“光荣孤立”和其他输入型风险。

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达到6%。外汇储备超过2.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

这会引发三个回避不了的矛盾。一是国际贸易的广泛化，必须带来多边贸易磨擦，使中国经济进入高频率的“贸易磨擦时期”；二是国内市场国际化，使国际风险容易输入，并可能演化为国内经济风险。比如目前还在进行的全球金融危机，就给我国经济带来风险；三是“光荣孤立”。即一个国家在崛起过程中，会受到排在前面的国家的阻挠甚至打击。如美国崛起过程中受到英国贸易封锁和技术封锁，军事干扰；苏联崛起过程中受到西方世界的围堵。虽然中国倡导和谐世界建设，主张和平崛起，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过去与中国关系比较好的欧洲部分国家，近年来出现了明显“阻挠”行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上述四点不一定全面，但可以从一些侧面说明我国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正如《决定》所指出的，“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在《决定》里，甚至用了“共克时艰”这样的词。这个词十分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