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央出台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低保等政策，绝大部分采取“一册明”、“一折统”的方式直接将资金落实到户。这种补贴方式有效杜绝了资金截留、挤占、挪用等问题，也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村级党组织的作用。不少群众形成一个印象：党中央好、国务院好，就是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好。

在这种政策和体制巨大变迁的背景下，一部分村支书产生了较大的心理落差，有种失落感和困惑感，无所适从。在河南、湖北、云南、重庆等一部分农村，有些村支书缺乏接触村民的压力和动力，村民也很少见到村支书走村串户的身影，干群鱼水关系变得形同陌路。

江苏洪泽县高良涧镇浦庄村８２岁的潘文军，有着５５年党龄、做了２０多年村支书。他告诉记者：“以前自己做村支书时，每天都在农家跑，村里每家每户的情况，哪家有什么矛盾，都十分清楚。现在的村干部，平时基本见不到，遇到也是巧遇。我们不知道他们整天忙什么事情。”

乡村公共服务缺位呼唤村级党组织功能转型

不收税了，不硬性管理了，是否就意味着村级党组织无所作为了呢？调研中，一些“三农”人士认为，无税时代客观上呼唤村支部和村委会的职能适时重新定位，应由以往的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并尽快走出转型之惑和转型之痛。

长期以来，乡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严重短缺，落后于农村经济发展，落后于城市公共服务。这里面有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国家对农村长期奉行多取少予的制度安排，政府财政多是建设型财政而非公共服务型财政，而且财政投入长期牺牲农村保城市。基层政府和组织也普遍缺乏基本公共服务理念，忽略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国家酝酿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三农”专家赵树凯曾就乡村治理与乡村组织课题组织过调研，当问及乡村干部的服务状况，许多农民的回答是：对干部没有什么要求，只要他们少收点钱就行了。似乎这些村民给乡村干部的定位，就是收钱的，而从来就不是服务的。

今天的农民果真不需要村两委组织提供服务吗？不是不需要，而是指望不上。其实，放眼前瞻，在社会变迁转型时代，中国乡村的社会构成已经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阶层结构和职业群体不断分化，衍生着强烈而丰富的新需要。依据赵树凯的观察，农民对村落社区公共服务的需要大致向四个方向分化：第一类是水、电、路、环境等有关生活基础设施的，第二类是有关农业生产的，第三类是有关非农产业发展的，第四类是有关个性追求和个人发展的。赵树凯断言，农民基本需要的总体演化趋势，正在由家庭私人生活范围扩大到乡村公共生活领域，由基本生活需要层次向社区参与、经济自由、民主政治和个人全面发展层次逐步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