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构成科学创造的激励因素,除了体制性的诱致,还有更重要的好奇心与兴趣。人们在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近代意义的科学革命时,往往情不自禁采用了“辉格式”(Whiggish,颇类似“六经注我”)的历史解释,但对中国知识界的兴奋点和专业化问题,及其对构建(科学)体制的影响却未予足够的关注。譬如欧洲社团与中国书院作为学术组织的思想抱负、专业化程度和所扮演的文化角色大相径庭;这种差异一直延伸到欧洲百科全书派和中国乾嘉学派。
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思认为,近代西方经济革命与知识存量的增长、科学制度的变迁关系密切。第一阶段,近代科学知识的发展和教会思想垄断衰减此消彼长,新教改革实际上是这种变革的一个征兆。科学革命之所以在西方出现,也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学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用有关。第二阶段,科学家与发明家之间有了知识交易,这种交易有助于增进知识,从而提高社会和私人收益率的意识。科学家、工程师取得的专利急剧上升,公共和私人组织都意识到成功的关键是基础性开拓性的研究。第三阶段,皇冠体育投注的私人收益率开始接近社会收益率,对发明和创新的产权予以界定,提高了私人收益率;许多基础性研究得到政府资助并在大学里进行,反映了公众对提高科学进步的社会收益率意识在增强。反之,如果没有一套激励创新的规则,发明者也未能在发明创造的收益中获得较大份额,科学进步就会延滞下来。这也间接说明了达·芬奇这样的非专业人士,许多设想只能停留在手稿上,未能在技术上得到实现。
近代欧洲科学走向了体制化、专业化,而中国科学却没有。徐光启、李之藻等致力于西学,特别是逻辑方法的译介传播(如《几何原本》、《名理探》),但他们不会想到,这些“新知”经过特殊解释可以成为“言必征(证)实,义必切理”的工具,仍然为“旧学”所用,而且西方传教士也竭力将西学描绘成有资国计民生的“道术”。音韵、训诂、校勘、天文历算等因素就这样进入了传统知识领域,经学也出现了实证化倾向,但中国科学兴味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
感于亡国之痛,黄宗羲、顾炎武开考证风气之先,引导学人钻研古代文献,发挥政治见地。而经过大风大雨,乾坤既定,在清初几个皇帝的有效统治下,国势日益强盛,当局在对知识界严加控制的同时,也认为有必要把他们的才华释放出来,并借题发挥达到一些未可告人的目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朝廷设置四库馆,网罗天下学人进行官修《四库全书》的浩瀚工程,历任馆职者360人,耗时15年,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完成,这个鸿篇巨制又启动了一个学派(“乾嘉学派”)、一代学风(“无征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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