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我觉得国学学科建设，从学科建设经验上可以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的得失。从学科建设本身上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在操作上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以使学科建设更加完善。

主持人：我们希望早日在国学界看到这幅蓬勃景象，也希望通过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经验，让我们少走弯路。谢谢。

三

主持人：徐校长您好！据我所知，早在您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时，就与国际儒联合作成立了国际儒学院；在山东大学，您同样是把国学当作学科来对待、来运作的。这使得您在国学学科问题上，一定有很多有价值的思考与大家分享。请谈谈。

徐显明：谢谢《光明日报》给我一个与其他三位文科出身的校长交流对国学看法的机会。

中国政法大学在若干年前设立国际儒学院时，是以充分的理性思考为根据的。我们认为由工业文明而产生的科学主义、个人主义和权利主义无法解决全球化之后人类共同面临的能源、生态、环境危机；而责任与和谐具有替代自由、效率等被资本主义视为具有普世性价值的新价值功能。儒学在世界范围内被认识和接受是一种历史必然，用儒家思想表征我们的民族传统与精神应是最佳选择。政法大学因学科多集中于社会科学而应增加人文学科，法科大学的学生欲学治国之道，亦应修备儒学。正因为有这些思考，所以与国际儒联一拍即合。

我们现在的学科划分是以西学为体例建立的，它与国学的路向恰好是相反的。西学的路向是分，我们的路向是合。如果把从合到分，再实从分到合视作中华文化和学术的发展规律的话，那么今天确是到了一个反思过细的学科划分给人才培养和新学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时候了。

今天我们来复兴国学，其实是在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独特文明和中华民族独有的生活方式三个层面来寻找其必然性的。这实质上是在九十余年之后重新回答新文化运动当时遗留而未作回答的问题。对此，我们应有三种关照，其一是国学有广、中、狭三种定义。广义的国学可以理解为中华文化，但狭义的国学，常把它定义为“国故”或通常理解为四书五经，对此我们不能忘记它在历史上曾经被演变为封建礼教，而礼教是吃人的，也就是说，它有封建意识形态的功能。所以现在我们复兴国学，对于其糟粕的方面要予以充分的警惕。其二是还要关照到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对于今天的意义，不能因为要复兴国学而否定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使新文化运动达到了高潮，给我们带来了科学、民主、人权、法治、人道、理性，这些成果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制度与精神的文明形态，而且它们恰恰是传统国学中所缺乏的。当然，把科学奉为一种主义，形成唯科技论，其也是有害的，这是我们误解新文化的结果。其三应当看到现代科学的趋向是分工越来越细，没有分工，就没有现代科学。学科分工遵循的是“波罗尼亚”规律，即由门类到部门再到学科再到方向的四分法。波罗尼亚大学在十一世纪时，把全部人类知识分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三部分，至十七、八世纪开始，学科分工进入第二历史阶段，尤其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洪堡精神影响到学科划分，其趋向就是更加精细。美国则创造了若干新学科。但西方大学在人才培养上，历来重视文理结合。学科划分与人才培养是两码事。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亦即计算机时代到来之后，科技创新的爆发点又回到了学科的交叉上，学科又出现了“合”的趋势，这种趋势正方兴未艾。其特点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而需多个学科协同作战，学科间的壁垒正被打破。所以，“合”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学科的本质。因此，我们在设立国学学科的时候，应对以上三点作充分的关注，要审慎理性地对待这个新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