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实事求是地讲，协议确实未能提供一份可以取代《京都议定书》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面协议，而这恰恰是会前全世界人民所期望的。其实，即使会议通过了这样一份文件，气候变化问题的最终解决也仅是获得一个新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已经取得的积极成果，将成为此后国际气候谈判的基石。因此，简单地断定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失败了的言论并不正确也是不负责任的。

各方博弈的焦点何在？

哥本哈根大会向世人展示出了一幅全新的气候政治地图。哥本哈根会议的实况告诉人们，由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衍生而出的气候政治，正在被意识形态化。在这里，科学问题与政治话题被混淆纠缠于一。尽管大会前夕国际媒体爆出了所谓“气候门”丑闻，但仍未能稍为缓解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政治正确”标准，成为了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的强势话语。

这是一场阵线变幻不定、复杂混乱、令人精疲力竭的博弈，博弈中形成了立场各异的几方：希望发挥主导权的欧盟；志在夺回气候政治主导权的美国，以及追随其后的所谓的“伞形集团”，包括欧盟之外的日、加、澳、新等国；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发展中国家，其中又因立场差异被区隔为新兴发展中大国、77国集团和饱受气候变暖之害的小海岛国家及最贫穷国家。各方都不否认自己的责任，但显然都各自有着自己的利益关切。早在会前，相关的国际政治博弈即已悄然展开。中美之间、美欧之间、中欧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密集磋商，幕后斡旋紧锣密鼓。

为争取会议上的政治主动权，各国纷纷提前亮出减排承诺的底牌。欧盟2007年即提出，争取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并表示愿与其他发达国家一道将中期减排目标提高到30%。奥巴马政府宣布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7%，这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日本的中期减排目标是25%，但其前提条件是所有主要排放国参与减排。这个前提条件没有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违背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澳大利亚承诺到2020年在2000年基础上减排5%至25%（后一个数字均是有条件承诺），但这个目标却被澳议会两次否决。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估计，发达国家的中期减排目标应该达到25%至40%，才能避免全球变暖至危险水平。显然，发达国家的上述减排承诺远远不够。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郑重承诺，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其后，印度也作出承诺在同一时期内降低其碳密度20%至25%；巴西计划到2020年在预期基础上减排36.1%至38.9%；南非表示将在2020年至2025年间达到排放峰值。同时，“基础四国”宣布了共同的与会立场和共进退的政治决心。大会开幕当天，中国科技部长万钢表示，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将在2030—2040年间达到顶峰。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明确提出中国排放的峰值年份预期。这些承诺表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是积极负责和令人鼓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