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世纪之交，韩少功阶段性的移居山乡。作为潜入生活的回馈，便是长篇随文《山南水北》的问世。这部作品并不掩饰乡间的粗陋，但更以真诚的笔墨，写活了山野的神奇、乡邻的质朴和劳动的乐趣，写活了全球化背景之下被边缘化了的农村依然存在的生机、亮色与诗意，从而完成了对拜金主义和等级意识的强力矫正与反拨。周同宾和乔忠延自小在农村长大，与乡间生活有着斩不断的情缘，因此，表达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惦念，几成他们的艺术宿命。周同宾的《乡关回望》和乔忠延的《乡村记忆》，都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再现了作家的乡土经验，特别是努力发掘了这种经验里渗透的那种难以忘怀的亲近感、疼痛感和家园感，因而不失为现代人精神充氧的好去处。刘醒龙的散文新著《一滴水有多深》，以鄂地家乡为圆心，展开历史、地理、社会、文化乃至心理的辐射，其繁纷摇曳、悲喜缠绕的笔墨，交织成一个个多元复调的艺术磁场，这时，作品留给读者的，便不仅是相当独特也相当立体的乡村真实，同时还有更为深刻也更见精到的城乡互读——“城市是欲望在地理上所能达到的顶点，乡村只是人的家园”。至于面对大自然的现代抒写，鲁枢元、杨文丰、詹克明以及青年女作家项丽敏，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或揭示大地的伦理，或吐露环境的忧思，或探索科学的奥秘，或状写自然的性灵，其重心和情致虽各有区别，但异曲同工或殊途同归的，则是由衷呼唤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利，以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毫无疑问，这是散文家的心音，也是所有现代人必须树立的观念。

梁晓声这位颇具悲悯情怀的作家，不仅写出了《玻璃匠和他的儿子》、《看自行车的女人》、《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那里是神经病院》等一系列感性十足的散文，深情关注着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悉心彰显着其中的善与美；而且在《论温馨》、《人性似水》、《关于同情》、《贵贱论》等知性随笔里，直接谈论和深入辨析着一些不再占据舆论中心，但却密切联系着普通人内心世界的话题，就中追寻着当下仍在的意义。所有这些，不仅成就了作家以血性支撑起的大众立场，而且融合为姿态向下，植根民间的价值取向，而这种取向又足以反过来构成作家新的精神资源。应当承认，这是迄今有效的作家充实自我以对话当代的重要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