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关于历史的身外就不是一句浓缩性或概括性的论述。

但当时我并不知道历史的身外，自己的过去和人类历史的合体之间终成一线的叙述其间的主人公该用什么样的我——是那时坐在墙外南来北往的车声和墙内迹近荒园的静滞中的我；还是要移植其他人的故事，东借一顶帽、西借一双鞋，南借头、北借身的我，因为这样的“我”似乎可以更有说服力，更有增加许许多多故事的可容性空间。那时的我认为前者易于行文，但苦于成文。易于，无非是自己的过去，打开记忆的闸门，一泻千里；苦于，自己的过去毕竟涉及现世的人和事，而且回忆林林总总、充斥坊间，何以附会此肉身、弃彼肉身而不顾，修行自是不够。后者可以行文，但不易成文。可以，完全是一个艺术化的角色，小说家可以横耙竖犁；不易，这样的角色要阐述历史的身外之义，恐不是小说家之所能为。而那时的我，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小说家，自然颇费踌躇。

这是一道难题，同许多人一样，我的历史的身外，一直没有写出。

而多年以后，那些日常生活的片段开始浮现在黄仁宇的脑海中，有了意义，有了它们在历史中的位置，他本人也才不至于歧路彷徨，无处容身。与其说是他的大历史给了他托庇之所，不如说是其历史的身外光耀了他的门庭。黄仁宇恪守“苦于”与“易于”情结，展示了其历史之身外，但某些方面又由于受其大历史之累，历史身外之义险些没入滥争的大历史叙事的泥淖中。为何时人可以独叼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而犹嘤嘤不得其声，盖因黄的大历史叙事用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我”。在这样的历史之身外面前，夫复何言！想那历史之身外的作者莫不均是独步之人，我们除了欣赏生命的华章灿烂地开放外，还有什么多余的话！

黄仁宇又用了个非艺术化的“我”来叙事，这就由不得时人会产生欲说还休的矛盾心理：大历史叙事是学术共同体切磋的话题，而黄仁宇个人之紧张又何尝是可以际会的畛域，何况除了大历史的叙说之外又有个人生命历程的黄河青山宁静以致远，历史之身外哪里容易拆解得开，怨不得时人尽管可就大历史的细节商榷良多，却仍不释其昧？既然如此，我们何不乐得做个赏花人！倘若难以释怀，也可自呈生命的华章，写那历史的身外。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