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要划清通俗化与庸俗化的界限。通俗化（popularize）与庸俗化（vulgarize）是根本不同的概念。通俗化的要求是使理论的表述显豁易懂而又不损原意。而庸俗化则只能使理论变成粗鄙低劣的东西，变成马克思主义的赝品。庸俗化的东西尽管也可能“易懂”，甚至“有趣”，但它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根本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当然，为了通俗化，往往需要借助一些形象、比喻，成语、故事甚至俚语等等作为辅助，也难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论证的严密性，但“底线”是决不能牺牲理论的准确性，不能因为追求易懂而造成“失真”，尤其不能陷入庸俗化。

第五，通俗化也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形式。要根据不同对象的特点有所区别。而且，提高和普及的界限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大众水平的提高和需要的变化，普及的对象、范围和内容也要与时俱进。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当年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天我们还要学习这本书的优点和精神，但也不能照搬它的一切，因为时代变化了，大众的构成和需要也变化了。需要我们精心编著一些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通俗读物，以满足不同时期、不同对象的要求。

（四）大众化与语言文字问题

语言文字是理论的载体，理论只有通过语言文字才能表达和传播。在中国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得下功夫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文字说话，说中国话。有的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西方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与中国的根本不同，用中国语言表述马克思主义必定变形走样。这种说法是似是而非的。西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与中国的不同，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也确有差别，这是事实。但由此推出不可能用中国语言讲马克思主义，那就远离事实了。如果一种理论只能用一种语言表达，那么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对话就根本不可能了。用中国语言讲马克思主义不仅可能，而且必要，非如此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我在这里要借重一位外国人的言论，这个人就是黑格尔。黑格尔在给J·H·沃斯的一封信里说得非常精彩：“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苗力田译编：《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02页）黑格尔说得多么深刻，多么尖锐！他毫不含糊地宣布他要“教给哲学说德语”，正是为了使那些并非产生于德国的哲学德国化，在德国大众化。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使那些“最优秀的东西”成为德国的财富；否则不仅不能成为德国的财富，还会是“野蛮”的东西。我想，黑格尔的这段话不仅适用于哲学，也适用于一切社会历史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黑格尔可以“教哲学说德语”，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教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呢？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形成了那么多流派，不都是说的中国话吗？难道因为它们说中国话就不是佛教了吗？佛教可以说中国话，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就不可以说中国话呢？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正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也就是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同时也就是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现代化的工作。这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