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部分先富”到协调发展
“部分先富”是我国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它符合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各地区资源分布不同,科技教育水平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因此,实现同步富裕是不可能的。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195)。“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4](p152)它同时严厉告诫人们“要防止两极分化”[3](p195)。
事实证明,“部分先富”的政策是卓有成效的,到20世纪末,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与此同时,“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12](p697)。党的十七大审时度势,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台湾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13](p16)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方针。协调发展、成果共享,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鲜明体现。
3、从“和平共处”到“和谐世界”
自从世界上产生了社会主义制度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处理同其他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十月革命后,列宁根据新的革命论和革命不能输出论,预见到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共存共处的不可避免性,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严共处的思想。但由于战争阴影时隐时现,这种共处不可能是持久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提出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由于“冷战”的影响,这种共处只能是冷战共处。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指出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题,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是必然的和长期的,这一论断为制定新时期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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