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得从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在1929年发表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说起。在那本书里，曼海姆把科学定义为有关事实的既客观又可靠的知识，而把意识形态定义成关于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的某种随意判断。二战以后，西方学者贝尔、利普塞特、波普、阿隆等人进一步发挥了曼海姆的理论，鼓吹说意识形态意味着肯定已经没落的政治狂热，他们特别用意识形态的没落去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衰落：认为随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缓和化，阶级对抗已经消失，意识形态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已经到了“意识形态终结”的时刻，于是他们就掀起了“非意识形态化”的浪潮。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就是在这种“非意识形态化”浪潮的强烈影响下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家艾希勒说：“总而言之，在非意识形态化的口号下，人们认清了这样一个问题，党抛弃了教条式地依赖于某种政治目标的严正理论，在纲领中反映出来的非意识形态化，确实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发生了”。（艾希勒：《民主社会主义导言》，第122页）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奥伦豪尔在1959年11月的哥德斯堡代表大会上说：“要求我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纲领原则，作为我们1959年基本纲领的观点”，那么“我们在短期内就会变成失去任何政治影响的宗派”；（《社会党国际通讯》1959年第48期）法国社会党的保罗·拉马第则说：“到了1958年，信仰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特点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现在的资本主义也“与马克思熟悉和研究过的私有资本主义再也不会发生任何关系”了。（《社会党国际通讯》第21－22期）

为什么在后来，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86年的纲领中，又要重提马克思主义，说“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是人道主义哲学，基督教，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学说，工人运动的经验”；法国总统密特朗在1972年的社会党政府纲领序言中指出：“社会党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摆脱官方的学说，然而，马克思主义是它的理论基础”。（法国《改变生活、社会、政府纲领》，第8页）为什么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原因在于，非意识形态化浪潮在西方流行了一段时期以后，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遇到了以法国的“五月风暴”为代表的西方新左派青年的社会抗议运动，越来越站不住脚。因为这种社会抗议运动的爆发其本身就说明了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依然存在，而且随着决策权日益集中在极少数技术统治论精英手中，所有部门的广大群众都在经历着一种社会反常状态和异化的感觉，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什么“意识形态终结”论，什么“非意识形态化”论，在事实面前统统碰壁破产了。于是，贝尔、利普塞特等人不得不抛弃这一理论，转而提出“重新意识形态化”或“再意识形态化”的口号，扬言要制定出一种能够吸引群众、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抗衡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来。20世纪70年代初，正是资本主义生产进入持续衰退、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政府表现出无法摆脱危机的时候，于是，在这种“重新意识形态化”的浪潮的影响下，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也要求认真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作出必要的改变，以适应资本主义危机加深、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势。由于西方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吸收了为数颇多的新左派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党的右翼领导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和实践持批判态度，这就迫使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在重新意识形态化的党内左右两翼的激烈争论中持一种折衷的态度，重提马克思主义而又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面貌去重塑马克思主义，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拉特曼在《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一文中就说：“原来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的、自由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新社会》杂志1972年第8期）

然而，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只字不提马克思主义也罢，还是有时还要提到马克思主义也罢，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反正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是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了，而有时它之所以还要适应于形势变化的需要，重提一下马克思主义，那是因为事情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早在1954年3月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是“由于害怕共产党人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间成为马克思威信的唯一继承人”。（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