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我们的现实文化生态就很能说明问题。每当我们极目纵览，映入眼帘的不就总也是优劣并存、瑕瑜互见、雅俗杂陈、新旧斑驳么！何以如此呢？盖因文化内容的两极趋向使然。在现实文化景观中，由于价值规律的逆转和市场法则的倒挂，乃致趋劣、趋瑕、趋俗、趋旧的文化产物和文化现象常常显得十分扎眼，诸如手机涉黄网站几近泛滥、低俗文学作品层出不穷、荒诞不经的影视制作屡屡出镜、玄幻惊悚的网络写作频频亮相。凡此种种，都在不同程度地转换着和颠覆着正常而积极的价值要素、价值主体、消费结构与消费方式。虽然其形式诡异、景状玄幻，但在本质上则都不过是为了敛财和趋利。

本来，由于3G技术的发展和成熟，移动通讯与互联网技术日趋融合，给人们带来享受信息社会的快捷与方便，这无疑是一种文化和科技的进步，但文化场中的趋利者们却把这种快捷和方便转移到了利用互联网和手机网络传播淫秽色情和暴力犯罪上来，这种不法网站居然多达数十万个，并且境内外相互勾结，声势浩大，无孔不入，屡打屡生。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运营商和制黄贩黄者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关系。

本来，在宽松的文化环境和优越的社会条件下，作家们是最有可能解放生产力和开发创造力的，但令人匪夷所思的却是，一些人竟把写小说当成了种庄稼：不是求质量，求效能，而是争印数、争版费。在这种扭曲的利益目标促动下，盗墓新品种出来了，鬼吹灯新品种出来了，恐怖、惊悚、仙侠、灵异、穿越、玄幻类新品种出来了，接龙小说和超文本文学出来了，“最小说”杂志和韩寒品牌、郭敬明品牌也出来了。紧随其后的便是50万册、100万册的印数攀比和800万元、1000万元的时髦作家富豪榜排名。在如此貌似繁荣、丰收的景况下，殊不知其给历史留下的却是文化的笑炳。

本来，采用现代艺术形式表现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无疑是古为今用，弘扬民族文化和尚武精神的有益探索，可谁能料到摄制者竟把电影《花木兰》的主题和情节都变成了“木兰从军恋爱”，并且屡有雷人之语频出娇口，从而使文学经典《木兰辞》完全走了形、变了味。问其原因，竟是没有爱情戏，票房上不去。

其他像以荒唐解构历史伟人而出名的“学术新星”、以悍然颠覆传统文化精髓而闻世的“国学辣妹”，以无端制造和炒作奇闻艳遇为能事的“灵通人士”、以一裸而博取千金的“艺坛另类”等等，又有谁个不是惟市场制导精神的产物和惟金钱操控文化的结果。不错，在商品社会中，完全无视市场法则，自然是不明智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市场把一切社会细胞都货币化了之后，以钱为本也就会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法则。这在“物”的层面，是可取的；但在精神范畴，则是可怕的。因为在社会功能结构和社会道德体验中，物质和精神从来就有着不相同的效能目标和二元化的价值取向：价值尺度对于前者是刚性的，而对于后者则是“柔”性的。关于精神文化的这种价值之“柔”，我们至少可以解读为：金钱从来不是它的惟一价值绳墨和终极追求，而以它为载体，将金钱作为惟一的和至上的利益目标，则更是对它的误解和亵渎。所以，在健康的理性的文化创造与文化消费中，绝不可蓄意制造以文化掘金的神话，更不能刻意追索将文化变钱的目标。至于文化产业对市场准则和价值规律的践行与体现，那也只是对“产业”而言的。即便这样，其基础和前提仍须永远都有赖于文化自身的先进、积极、淳雅和刚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