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在许多著作和书信中谈到中国，而且还专门撰写了19篇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足见其对中国问题的重视程度。在这些专著及散论中，两位革命导师围绕着中国近代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如鸦片贸易、太平天国革命以及中日战争等，详尽地阐述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并具体而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

认识之一：中西方交往与中国发展的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不外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人类相互之间交往的历史。中西方的交往(本文的“中西方交往”特指近代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乃是历史的本质要求。历史同时表明，古老的东方帝国的极度落后又导致其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西方“特权”。

中西方的交往是世界历史发展也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中西方的二元对立也必然要求中国在交往过程中不得不时刻警惕并抵制西方特权的干涉。交往伊始，凭借着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西方特权强制地打破了中国“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并在接下来的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主导着交往的潮流。西方特权的最初干涉突出地表现为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扩张和侵略。而古老的中国社会之“陈腐”早已注定了在最初的博弈中上演的只能是一出世界历史悲剧。诚如马克思所言，“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然而，我们同时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是当时新生产方式的代表，它在冲击、摧毁中国旧制度的同时，在客观上也起着促进中国发展的作用，即使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也正是西方特权对中国的干涉才使得中国得以进一步并逐渐主动地参与中西方交往。正如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世人看到了这个“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同时也看到了“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但中国的发展与强大决不是也从来不是西方国家希望看到的。于是，殖民主义者故伎重施，继续行使着“历史悠久”的特权，进行着一波又一波的对华干涉。只不过此时的西方国家已经不再进行赤裸裸的殖民侵略，而是悄悄地披上新的外衣，采取一系列新的手段进行对华干涉。如此看来，对西方“特权”的抵制将一直伴随着中西方交往的进程，也必将伴随着中国向前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