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交通出行中，对于某些人来说，在无交警、无摄录的情况下，闯红灯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不仅如此，中国社会上另一些“闯红灯”的现象也屡禁不止：造假者、黑心矿主、腐败官员、考试舞弊者面对严厉的法规惩处依然前仆后继地走向深渊……契约、纪律、法律、道德的红灯一再被闯过，操守和原则的底线一再被突破，某些人对于规则的漠视在极端情况下已经变成了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危害。

“闯红灯”行为的背后是一种普遍的“闯红灯心态”。我们知道，仅凭畏惧惩罚建立起对规则的尊重是不稳固的，人们需要在主观上认识到规则的重要性并愿意遵守它，这是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之一。可是在当代一些中国人看来，衡量一切行为的标准不是合不合规则，而是合不合“实际”。人们一方面希望一切按照规则来进行，而同时又渴望获得不按规则行事的特权。当人们要做一些事情时，首先想到的是能否在规则之外寻求解决途径，以便用更少的成本获得更大的利益。能够绕过规则达到目的的人则被视为手眼通天，得到很多人的羡慕和敬佩。“面对现实”，这就是当代一些中国人的固有心态，而他们所定义的“现实”无非是赤裸裸的现实利益，为了“现实”，程序、规则等一切都是可以牺牲的。在这里，实用主义在最粗浅的层面上被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目的理性也被演绎到了极致。

“面对现实”就是“闯红灯心态”的思想基础，而它恰恰是最不现实的。当闯红灯成为一种习惯，将会对社会带来一系列难以忽视的危害。轻视规则已经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也为整个社会带来了无数的麻烦。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背上了“不讲诚信”的恶名，每年都因此损失巨大；社会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人们对道德、法律的权威缺乏认同，更愿意把自身利益作为唯一标尺，这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稳定，新增和扩大了许多社会矛盾……中国思想传统中不缺乏“权变”哲学和“厚黑”智慧，中国人从骨子里是深谙“灵活性”的。不可否认，改革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相当部分得益于方方面面的“灵活性”。但是我们要真正走向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亟需确立规则的权威，使规则在每个人心中占有神圣的地位，让遵守规则成为每个公民的社会本能。

各种各样的“闯红灯”固然有制度、法律建设还不完善的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人们在心灵深处没有建立起对规则的信仰。多少惩罚的铁链可以锁住不服管束的心？

不少人出国的最大感受是：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公路比中国的窄，车辆不比中国的少，但是人们即便是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也能够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在同样竞争激烈、惜时如金的社会中，人们往往自觉地停下，花上几十秒来等红灯。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人在这些方面显得不如中国人“灵活”了呢？

答案就是他们懂得尊重规则的重要性，把遵守规则看作最大的“实际”。现代社会本质上是法制社会、规则社会，社会中平等的公民以共同意志为基础，经过某种程序订立契约、确立规则来规范彼此的行为，这些规则就是社会中至上的权威。在具有法治传统的国家，各种规则成为限定政府行为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企业、公民的行为是可以预见的，整个的社会行为模式都是稳定的。公民心中有规则意识，那么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红灯”都能及时刹车。大多数人不闯“红灯”，事实上就大大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不但能够增强社会团结，提高社会信任度，而且可以改善经济领域的诸多问题，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规则意识演变为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可以有效地弥补制度、法律建设的不足，塑造一个高度文明和有序的社会环境。

中国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人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公民素质的提升、整体社会文化的转变都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从一个迷信盛行、信仰狂热的时代走来，作为一种逆反，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倾向“逃避崇高”和“信仰虚无”。这是一种矫枉过正，无论如何不应成为常态。今天很多中国人依然在希望主政者“为民做主”的层面上理解政治发展，个体的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尚未觉醒，公民意识相当缺乏。中国社会和政治已经摆脱了高度集中的时代，经济发展正在全面展开，公民们在没有规则意识的情况下已经获得了很大的个人自主性。中国的法制建设等外部制约机制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完善起来，如果不在广大公民的心中培育起真正的规则意识，将遵规守法的信念升华成每个人心中的道德信仰，形成对自身行为有效的内部制约，对自主性的滥用也许将会成为社会的灾难。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社会正义、公平与和谐纳入了整体的发展议程，那么在宣传与引导上就应该着重树立规则的绝对权威，大力营造一种遵规守纪的社会氛围，在公民的内心中培育守法精神和规则意识。尊重规则就是尊重具有平等主体地位的他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树立规则意识是在现代意义上体认平等、自由等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公民文化的重要前提。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了更快地实现目标，就应该尽早开启这一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