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歧见。与几年前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论不同，最近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已经超越纯粹经济学意义，而具有更加宽泛的意义。北京大学学者潘维提出中国道路的成功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知识中的“市场与计划两分”等观点，从而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以及“中国学派”的崛起。但是台湾学者针对“中国模式已呼之欲出”，“中国经验已经上升为中国模式”等说法提出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说”值得商榷，这种质疑主要针对中国的政治管理模式及其民主的作用、对于中国是否能够从现行体制中派生出一种独特的、适合中国发展的政治生态表示怀疑。

保守派认为“中国模式说”既不符合中国发展现实，也不符合中国迅速变化的时代特征，还有可能掩盖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理念差异。对于何谓中国模式，学者们之间的分歧仍然比较大。一些学者不仅承认中国模式的可行性及其特征，而且认为中国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寻求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渗透其中，几者相互影响。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并非“非此即彼”，并不是在告别了苏联模式之后，就去选择西方模式。

相反的观点也比较突出。第一种观点认为，尽管中国市场转型的发展策略有自己的特点，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战略在大的方向上与90年代全球市场化改革进程基本一致，只是实施方式与其他国家存在差异而已。雷默以“北京共识”所概括的三大定理，只能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在总结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为中国未来发展道路所确立的一种新战略模式。

第二种更为激进的看法提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华盛顿共识的主张，诸如建立健全的市场、保护产权、稳定宏观经济、执行稳健的财政政策等。在这种观点看来，把改革开放的中国发展经验与“华盛顿共识”对立起来，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与包括中国官员和学者在内的多数人的判断也不一致。

普适性。有人认为，中国模式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探讨的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何组织，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因此，“中国道路”可以成为他国的“榜样”，“中国经验”可以为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效仿。也有人认为中国模式对他国不具有效仿作用。无论赞同或者质疑，台湾学者普遍认为国外对中国模式的评价有夸大之成分，因为即使中国模式是“中国经验”的体现，也还需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有些学者提出中国模式具有局限性，大致表现在：一、模式本身的局限性。潘维认为如果从“标准样式或形式”来解读，中国模式在更大程度上是指中国在改革发展中成功经验的“总结”。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盲目照搬，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挫折或不适。二、中国模式一词被青睐，如果仅仅因某些所谓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 ”，难以满足学理研究上的诉求，这种理论“创新”与中国改革发展现实不相符合。三、中国模式对中国长远发展的不利之处在于：首先，拔高中国阶段性的发展经验，将制约中国的持续发展；其次，将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显性对峙，不利于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再次，中国模式的国际示范，可能会因国情差异导致水土不服。（作者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