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经济学（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和比较历史研究（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是交集的关系，前者包含很多研究传统；后者横跨不少学科领域，但比较历史研究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研究传统。从本质上讲，比较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国家如何调整和发展经济的研究，而国家如何做离不开历史的传承，因此离不开比较历史研究。当今的世界太多人说国家应该做什么，太少人问国家是否能够做、怎样能够做。本文并非要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希望能够通过讨论比较政治经济学、比较历史研究以及它们的交集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考和启示。全文共分五节，第一节从政治经济学的演变探讨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由来和特点，第二至第四节以比较政治经济学为基础探讨比较历史研究的三个特点，即对因果关系的探索、对历史作用的重视和对比较案例的应用。
一、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诞生于欧洲战火纷飞的年代。17世纪这个词在法语里出现，18世纪在英语
里出现。出现在何处也许是偶然，但它的出现则带有强烈的必然性。17、18世纪正是欧洲民族国家和市场经济崛起的时代。几百年的军事竞争使统治者们学会将战争机器与财政支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治经济学的原初意思就是一门探讨国家如何管理财政的学问。直到今天，很多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还与这个原初含义惊人地相似。［1］
虽然政治经济学起始于对国家如何管理好财政的研究，但当它一经成为一个研究领域，研究的主题、对象、范围和方法就变得五彩缤纷。很多学者将财政扩展为经济，因为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也有许多学者强调国家管理财政的背后是国家、社会与经济的互动，因此进一步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关系的学问。还有的学者不满足于对经济增长的探讨，将经济平等问题也带入讨论中。更有学者发现国家和社会很难被数学化、模型化，于是专注于市场运作规律的研究。出现上述这些情况是很正常的，因为本来就没有人是为了维护政治经济学的边界而做研究，反之，是这些研究不断地改变着政治经济学的边界。
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有一个学者们都认同的定义或边界，而争论的焦点往往在于被评判的研究到底离政治经济学的原初意思有多远才不能被算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当然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不过，从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状态来看，似乎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纷乱。19世纪70年代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分界点。在很多经济学家眼里，研究主题、对象、范围和方法五彩缤纷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这个分界点归入经济学，而经济学运用边际效应的概念和数学工具专注于对市场运作规律的研究。也就是说，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规范化和科学化的体现，因此理应是政治经济学的继承者。而那些不满足于仅仅研究市场运作规律的学者则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内找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共识，即对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关系的研究，或简单说就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
应该说，在学科分界相对比较明确的美国，政治学对从事国家、社会与经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影响最大。在美国，政治学一般被分为政治哲学、本国政治学（在美国就是美国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等几大领域。在这些领域之下就有了相对应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即在政治哲学之下就有从事政治经济思想和理论的政治经济哲学的研究，在本国政治学之下就有从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本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国际政治学之下就有从事国际政治体系与国际经济体系互动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最后在比较政治学之下就有从事比较不同的国家、社会与经济关系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比较”在这里既可以是同一时间段下但不同地域内的国家、社会与经济之关系的比较，也可以是同一地域内但不同时间段下的国家、社会与经济之关系的比较。简单说就是不同国内政治经济体系的比较研究。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上述两个“比较”的维度也与比较政治学紧密相连，其实就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反映，即跨国家/地域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和单一国家/地域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
虽然比较政治经济学这个领域的发展深受比较政治学以及整个政治学学科的影响，但它作为一个领域的出现就像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一样，离不开时代背景。应该说，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很早就存在，但它成为一个领域则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在70年代初遭到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的重创，于是出现了两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批学者着重探讨美国衰落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特别是新的国际政治体系将如何影响国际经济体系；而另一批学者则专注于研究发达国家在危机中的不同表现和不同应对策略。虽然美国最终没有衰落，但前者的研究发展出了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而后者的研究则推动了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形成。自此之后，比较政治经济研究从对石油危机的不同应对发展成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调整、福利体系以及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比较研究。东亚的崛起使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迅速融入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而中国的改革以及苏东剧变又为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加入了转型国家的比较研究。总之，比较政治经济学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国家的发展经验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不同的政治经济理论和方法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台。
二、比较历史研究与因果关系的探索
在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对其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引入了比较历史研究的方法。比较历史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当然不只局限于政治学，但由于摩尔（Moore）1966年所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梯利（Tilly）1975年所编《民族国家在西欧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以及斯科波尔（Skocpal）1979年所著《国家与社会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等经典的推动，比较历史研究迅速成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传统。随着这个研究路径被引入比较政治经济学，对国家、社会与经济关系的比较历史研究也逐渐成为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研究传统。
那么，什么是比较历史研究呢？马洪尼（Mahoney）和鲁施迈耶（Rueschemeyer）认为其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是对因果关系的探索，第二是对历史顺序和过程的重视，第三是对比较案例方法的应用。［2］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比较案例中通过对历史作用的分析而得出因果关系。从本节开始每节将讨论一个比较历史研究的特点，并结合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实例来进行说明。
首先是因果关系。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特殊的因果关系还是普适的因果关系？比较历史研究从“出身”上看是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里维（Lewy）在1968年出版的研究历史数据在比较政治分析中的应用一文里这样写道：“基于一个广泛的认识，历史学家研究的是独特事件而社会科学家寻找的是普遍规律。前者试图描述和解释像清教徒革命或法国大革命这样的特殊事件，而后者则对引发革命的一般原因感兴趣。”［3］因此比较历史研究既有对特殊事件的描述和分析，又要通过比较得出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解释。这个史学与社科结合的背后是对事物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种追求的妥协。
比较历史研究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社会科学的主流理论是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现代化理论所展示的人类发展进程是单一的，西方在前，其他地区在后，后进国家需要重复西方已经走过的道路即可。西方一批学者反对这种抹杀发展多样性的观点，进而怀疑所有宏大理论（grand theory）是否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发展的进程。但是，他们又同时不满足于对事物进行纯粹描述或个别解释。因此比较历史研究应运而生。这些学者希望通过比较历史研究兼顾对规律性的追求和对复杂性的认识，即试图在一定时空内寻找普遍规律。通过比较而得出的规律意味着对普遍性的追求，而加入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则是为了体现事物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从另一个角度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也是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限制之间的关系，而比较历史研究的核心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将理论与现实连接在一起。斯科波尔称之为“肩负双重任务的社会科学”（doubly engaged social science），在理解现实世界变化的同时参与关于因果假想、理论框架和最佳实证调查方法的学术争论。［4］
比较政治经济学中的比较历史研究经典几乎是毫无例外地在限制的时空下寻求普适的因果关系。例如卡岑斯坦（Katzenstein）的早期比较政治经济学经典就通过研究6个国家对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应对政策，展示了国家和社会各自的集中度以及两者的区别度对经济政策的影响。［5］集中度是指国家或社会是否有很高的组织程度，权力是否集中，而国家和社会的区别度则指两者的联系是否紧密。比如在日本，国家和社会的各自的集中度都很高（即两者都有高度的组织水平），而它们的区别度则很低（即联系很多），因此日本应对石油危机的政策就更倾向于内生的产业政策等，这是因为高集中度的国家可以通过其与社会的诸多联系实施产业政策，而高集中度的社会也便于国家直接找到沟通以及实施政策的对象。相反，国家和社会各自的集中度都很低而两者的区别度则很高的美国就很难组织起产业政策这样的内生应对方案，于是只能通过其超强的外在力量与石油输出国达成妥协。在这篇比较政治经济学和比较历史研究的经典中，卡岑斯坦试图通过比较6个发达国家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的行为来得出一个国家-社会的结构与关系导致相应的经济政策这样一个普适的因果关系。很显然，这样的因果关系对我们理解像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其他类型国家也具有很强的启示。但这个因果规律毕竟是比较主要发达国家得来的，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历史背景和国家、社会的构成是否能够得出相似的结果是不能轻易下结论的。因此，这个比较历史研究所得出的因果规律只能说在发达国家中更适用。
三、比较历史研究与历史的作用
比较历史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对历史的重视。伴随着比较历史研究的成长，“历史重要”（history matters）也成为美国学术界的名言。梯利说：“历史对社会科学重要是因为它对社会过程重要，即社会过程在何时何地展开影响着它如何展开。”［6］但是，这里要说明的是，比较历史与“历史比较”并不完全一样。后者更倾向于历史研究，特别是对历史上的现象和事件进行比较，而比较历史研究中的“历史”更多的是指历史作用，即历史因素、历史顺序、历史过程等对现时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影响，现时政治经济的发展自然是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直接关注点，也是与历史研究的重要区别。比如在上述卡岑斯坦的研究中，是一系列历史因素和事件塑造了6个发达国家不同的国家-社会结构和关系，其中包括是否具有封建传统、国内不同地域发展的差异、二战后美国军事占领时所实行的不同政策等等。因此形成了历史塑造现时结构和关系、现时结构和关系导致政策的因果链。这个因果链虽然起源于历史，但历史是用来服务于解释现时情况的。
这样的例子在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比比皆是。在卡岑斯坦的另一个比较历史研究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政治大危机塑造了中欧和北欧小国内部的政治妥协，最终建构出以福利保障为基础的积极、灵活应对国际市场竞争的国家发展战略。［7］齐斯曼（Zysman）在其《政府、市场与增长》一书中探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金融体系及其对国家干预形式和产业变迁路径的影响，而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市场的金融体系、以法国为代表的信贷加政府管制的金融体系、以西德和日本为代表的信贷加大型金融机构的金融体系都是这些国家的具体历史过程塑造而成。［8］历史的作用也突现在对发展问题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中。比如，哈格德（Haggard）在比较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香港地区、墨西哥和巴西的战后发展过程中特别强调了不同发展战略的历史变迁路径。［9］科利（Kohli）则从不同殖民历史出发探讨了韩国、巴西、印度和尼日利亚的不同发展轨迹，并认为国家是否有能力推动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殖民时期所形成的国家-社会关系。［10］
上述讨论强调了比较历史研究中的“历史作用”，但我们不应该因此简单地认为比较历史研究强调历史决定论，“历史重要”与“历史决定”不能等同。应该说，比较历史研究中的很多经典都强调了历史对现时结构的塑造，从而决定了现时政策。比如卡岑斯坦关于应对石油危机的上述研究就体现了这一点。另一部比较政治经济学经典——《驾驭经济》也体现了同样的思路。［11］霍尔（Hall）在这部著作里比较了英国和法国战后的不同经济政策，提出了不同的国家、资本和劳工组织结构（如财政部门在国家机构内的地位、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关系以及工会的集中度等）决定了不同政策的观点，并进一步论证了这些不同组织结构的历史来源。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仅仅是“历史重要”，的确带有“历史决定”的味道。虽然比较历史研究中有注重结构的研究，但也不乏强调能动的研究。《艰难时世下的政治》就是这样一部经典。［12］古勒维奇（Gourevitch）在这部著作里比较了5个西方主要国家在历史上三次经济大危机中的表现，强调社会联盟的组成与变迁决定了这些国家不同的应对政策。在分析中，古勒维奇强调不同集团的利益与政治运作决定了社会联盟的形成和瓦解。历史过程仍然重要，前一时间段的力量对比会影响后一时间段的联盟形成，历史顺序也起作用，从19世纪末的危机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危机，土地拥有者的政治力量明显下降，劳工组织的力量则明显上升。但是，通过强调基于利益的政治运作，古勒维奇为我们充分展示了政策形成的能动过程。因此也在比较历史研究中独树一帜。
随着比较历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对“时间”因素也开始了深入研究，在一些强调历史作用的专用名词里最著名的应该是“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了。路径依赖强调了历史的传递作用，历史在一个时间段的发展对下一个时间段的结果有着重大影响，而摆脱这一影响则会产生巨大成本。邦斯（Bunce）对东欧和前苏联政治经济转型的分析就体现了路径依赖的概念。［13］她指出，东欧初期的政治经济改革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次西方式选举的结果。如果改革派获得决定性胜利，如在波兰，那么政治经济改革就被迅速推动并且比较平稳地发展；如果保守派获得决定性胜利，如在乌兹别克斯坦，政治经济改革就很难推动，但经济会仍然按照旧有模式较稳定地发展；当改革派与保守派都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如在俄罗斯，改革就断断续续、进退维谷，经济发展则最为混乱和不稳定。邦斯进一步认为，在第一次西方式选举的成败背后是改革派力量在旧有体制下的强弱问题。强弱程度决定了改革派在第一次选举中的获胜程度，从而决定了政经改革是否能够平稳进行。从历史上的改革派力量到第一次转型选举，再到选举后的政经改革，邦斯的研究展示了东欧政经转型的路径依赖。
四、比较历史研究与方法论的挑战
比较历史研究的第三个特点是对比较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从前两节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大部分比较历史研究都是以国家为案例进行比较的，特别是主要政治经济强国或极具特点的国家。近年来，以国家为主要案例的比较历史研究在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内外都面临着来自科学主义方法论的强烈挑战。具体而言，一是定量研究的挑战，二是理性选择方法的挑战。定量研究挑战比较案例研究的科学性，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常用的求同法（method of agreement）和求异法（method of difference）等比较方法最多只能排除潜在原因，而无法确证普适性因果关系，加上变量多和案例少的限制，比较案例研究很难得出规律性的结论。对此，从事比较案例研究的学者有两种观点。基于金（King）、基欧汉（Keohane）和维巴（Verba）于1994年所著《设计社会调查》（Designing Social Inquiry）一书，一种观点认为，定量研究与比较案例研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追求普遍规律的形式不同。前者需要随机选择大量样本，以覆盖众多自变量的变化范围，然后用回归方法找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相关性，而后者则需要有意识地运用有限的案例来覆盖有限的自变量的变化范围，但无论如何，结果是殊途同归，都能够达到探索普遍规律的目的。基于维恩（Ragin）于1987年所著《比较方法》（The Comparative Method）一书的第三章，另一种观点认为，定量研究与比较案例研究目标各异，不可同比。前者的研究目标是探索一般现象的普适规律，如军事开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后者的研究目标则是探索特殊现象的核心原因，如东亚经济奇迹的产生。奇迹本身就是小概率事件，需要大量样本的定量研究爱莫能助，而特殊现象也需要对案例进行详细分析。也有从事比较历史研究的学者指出，比较历史研究与定量研究探索因果关系的方式不同。前者是按照寻找必要或充分条件的方式探索因果关系的，而后者则是建立在大量样本的均值之上的概率性探索方式。［14］
如果将上述讨论与前面关于因果关系的讨论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上述两种观点正好代表着比较历史研究所要面对的普遍性因果关系和特殊性因果关系两个极端，而比较历史研究正是要在这两个极端中间寻找出路，即在一定时空内寻找普遍规律。当然，一个比较历史研究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很多点可以选择，最终的落脚点代表了研究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偏好。应该指出的是，无论靠近那一端，比较案例研究和定量研究都各有长短。比较历史研究虽然在选择案例和变量数量上有很大限制，但能够深入案例探索多种原因的复杂互动和多种途径的因果关系，而不用像定量研究那样经常需要假设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15］面对定量研究的挑战，从事比较历史研究的学者也在不断学习和创造新的研究技巧，以加强自己观点的说服力。这些技巧包括模式匹配（pattern matching）、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因果叙述（causal narrative）［16］和次序阐述（sequence elaboration）［17］等等。其中过程追踪最为著名，这是一个从结果开始回溯整个因果作用的过程以至确定因果机制的方法。
除了定量研究，比较历史研究也需要面对理性选择方法的挑战。理性选择方法从本质上讲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经济学在19世纪70年代独立门户，进而发展成现在人所共知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的运作规律一直是其研究的主题。到20世纪6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里对两类理性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假设，引入了理性的政府官员（如寻租理论），也开始探索理性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如集体选择理论）等等。这些学者扩大了理性人的运作范围，但没有脱离理性选择的基本方法，而是以理性人为基础，通过分析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人与国家的关系来进一步揭示政治经济规律。这是以前的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做到的，因此基于理性选择方法的这些学术发展被称作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
常常以宏观分析单位为基础、以宏观过程为分析对象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和比较历史研究在理性选择方法的崛起过程中确实也面临着挑战。但与定量研究的挑战不同，宏观分析单位并非比较政治经济学和比较历史研究的核心价值，而宏观过程与理性选择方法所提供的微观基础不但不一定矛盾，还有可能互补。因此，理性选择方法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逐渐被比较政治经济学和比较历史研究双双吸纳。比较政治经济学受政治学的影响，对不同理论和方法一直保持着开放的态度。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理论视角，是对以国家、社会、制度为中心的理论视角的一个重要补充。另一方面，一些理性选择学者同样认为理性选择方法与比较历史研究也可以互补。比如莱维（Levi）就认为比较历史案例在不同的环境里分析理性人在限制条件下的战略互动，可以进一步加强理性选择研究。［18］她称其为“比较历史的理性选择”（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rational choice）。莱维的实际研究也在探索理性选择方法与比较历史研究的结合。她在《统治与岁入》一书中通过对古罗马、中世纪的法国和英国、18世纪的英国等历史案例的比较研究分析了统治者在限制条件下追求财政最大化的战略行为，提出了掠夺性统治理论（the theory of predatory rule），［19］这本书也成为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五、结语
比较政治经济学与比较历史研究不仅面临着方法论的挑战，对历史数据的质疑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很显然，对历史作用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建立在大量的二手资料上，而这些资料可能充满了选择偏见。［20］但是无论如何，比较政治经济学与比较历史研究的交集仍为我们对现时世界的政治经济运作提供了一个理解框架。也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时世界的国家、社会与经济的互动往往植根于历史。因此，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内政治经济体系的多样性仍然不容忽视。别国的发展经验如何与自己的国内体系相适应仍然是一个发展的重要课题。这点对于今天的中国尤其重要。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