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农民工群体创造了“中国制造”的世界奇迹。然而，在政府改变“二元”（农村与城市）社会结构的过程中，农民工仍存在着 “滑落”到“三元”（城市人口、农村人口、流动人口）人口结构的可能性。

不是为了生存而离开乡村

进入21世纪后，1960年代和197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渐渐退出了城市建设的舞台，农村新一批年轻人开始涌入城市，他们的涌入较以往更加汹涌、更加彻底，不同点在于他们不是为了生存而离开乡村，而是为了生活而选择城市。

自2004年以来，中央更加关注农民工问题，这些关注或争论焦点都在如何制定政策，以给予这部分群体足够的关心和重视。但公共政策的抉择是复杂的，它要求在公共产品供给与城市化目标间作选择，因此政府要做的事情需要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研究这个难题。其中，农民工群体的消费属性和消费者身份，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事实上，21世纪中国的户籍制度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人口登记、管理和统计的手段，而演变为身份制度。目前的公共政策尚未给予这部分人合适的身份定位，也无法为他们的再社会化过程创造条件，没有考虑到他们从乡村环境到城市环境过程中的身份适应困境。我们需要认识到，农民工在为实现目标而争取物质和文化资源方面所扮演的积极角色，这些目标包括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以及社会化目标，后者同样是所有社会行动者的基本需要，如自尊和介入社会公共生活。

他们更愿意享受生活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30岁的农民工占61.6%。

农民工的生产领域角色已经毫无争议地被定位了，但是在消费领域中的特征则不明确。2010年，全国总工会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中体现了这方面的特征，比如，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2010年在上海调查总队的协助下，复旦大学市场营销研究中心对在沪农民工进行了抽样调查。经过对1200份农民工消费调查问卷的分析发现，在沪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2342元，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2279元，每月在家庭消费方面占到收入的50%左右，可以说形成了一个较为庞大的财富市场。在家庭消费结构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在食物、交通通信、房租等方面都高于传统农民工。这样的消费比例安排说明：第一，农民工首先需要满足的依然是基本的生理需求；第二，农民工的支出决策必须同时考虑到在农村的家庭成员；第三，新生代农民工更在乎在城市生活的舒服性，更愿意享受生活。

农民工群体有权利实现跨越式消费

我们将农民工看成是消费者。作为现代社会的消费群体之一，随着现代信息科技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农民工有权利快捷地获取第一手的信息，现代科技打造了他们跨越式消费方式的适应路径。

在中国，农村与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法律和营销基础设施的健全程度、企业营销导向与能力、消费者主权与消费能力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从而其市场成熟度也存在阶段性差别。而城乡二元关系是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农民工则是这种关系通道中的主体。农民工进入城市的目的也出现了较大变化。现代信息技术和媒体的推广，使得他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都市甚至是全球的最新资讯，因此，关于现代性、都市性以及否认城乡之间同时代性等，这类主流话语的“强化”造成了一种印象：农村是属于过去的、停滞的、封闭的、儿童的、老年的和引退的地方，城市尽管很艰辛，却是属于未来的、现代性的、青年渴望的以及有发展预期的地方。

总体来说，积极的消费者涵化观点显示少数弱势群体通过消费来作为渐渐参与主流社会文化价值的指标和途径。“中国劳动力转变为中国消费者”是一种新的视角。尚·布希亚认为：“农民的消费兴趣与优渥的上流阶层、有文化素养的中等阶级不一样，这是因为他们既无暇亦无金钱，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尚未参与感染其他阶级的文化吸收现象。”不难发现，农民工在农村身份与城市身份之间的认同存在排斥性，这决定了消费将成为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手段。

（褚荣伟：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陆雄文、蒋青云：复旦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