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打个盹，便丢掉了副局长的乌纱帽，昆明市呈贡县的蒋文辉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后果。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向来以作风独特而闻名天下，这次再次体现了其强硬作风，也引来不少叫好声。但这好究竟在哪里呢？

　　长期以来，人们对客观存在的一些吏治不严现象颇有微词。就在蒋文辉丢官前夕，媒体爆出了陕西省澄城县的李忠绪在判缓刑之后，照样担任村支书。去年5月，媒体还爆出过广东省陆丰市工商局局长林文达，在判缓刑之后继续升官的事实。这些都是爆了光的，至于有些领导干部犯了错误，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原封不动或一调了之，诸如此类的现象，大家更是听得到看到见摸得着。仇和书记上任伊始，便让会上打盹的官丢掉乌纱，可谓是顺应民心，满足了群众对国家从严治吏的心理需求。一片叫好声，正是由此而发。

　　但是，让一个会上打盹的干部引咎辞职，这样的做法合理合法吗？根据《公务员法》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会上打个盹，算是“严重失误、失职”，还是造成了“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显然是四不象。从严治吏是好事，但必须依法从严。因为从严而倾斜了法律的天平，这同样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侵害，是地地道道的人治手段，而不是中央号召宪法载明的法治。

　　在一些人看来，管他什么人治、法治，至少这样一招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成效也会非常显著。南方一家主流媒体发表评论，题目便是《试看昆明官员谁还敢在会场酣睡》。这是长期以来我们对重刑主义的一种迷信。许多人认为，事情做得不好，就是因为处罚力度不够。但纵观中外政治，盲目从重从严从来都起不到好的效果。朱元璋治吏最严，贪赃枉法的县官被“剥皮囊草”，做成人体模特立在县衙之内，但贪官还是前赴后继。许多问题很严重很普遍，根本原因在于机制问题。就像开会打盹，这种现象并非昆明独有，这固然与打盹者自身素质有关，但这与许多会议废话连篇、拖沓冗长、效率低下更有直接关系。不从根本问题下手，随心所欲，逮住一个即从严处理，无非树立了一种家长制权威，但问题还照样存在。再退一步讲，像现在这种会议即使没人睡觉了，开会的人是不是真的听进去了呢，即使听进去对群众来说又有多少意义呢！

    人治之下，老大一生气，后果便很严重。但无数事实可以证明，对普通群众来说，除了可以对撞在枪口上的这只死鸟拿来做谈资以外，并没有什么好处可言，社会也决不会因此得到半点进步！(孙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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