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劳动力是“东莞制造”成功模式的重要因素，而靠产业升级而走出加工贸易藩篱的“东莞制造”留给社会和自身两大难题：一是数百万低素质农民工将不得不回到他们告别了很久的土地上。二是“东莞制造”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升级转型面临着高素质劳动力需求断档。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美元贬值的打压之下，珠三角地区“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潮”正在引发大批量低素质劳动力的“回乡潮”。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深刻启示：进入廉价劳动力后时代的“中国制造”呼唤着农民工素质的“升级再造”。

　　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制造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工厂，而处于国际经济分工生产链条末端的中国制造业为承载廉价劳动力贡献不斐。一方面廉价的劳动力支撑了廉价的中国制造，另一方面廉价的中国制造还在制造着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中国制造产业升级后，中国的农民工在实现身价“救赎”的同时也不得不面临着“无市”的尴尬。一个珠三角地区就可能有数百万农民工失去就业机会，那么全国有多少个珠三角？将会有多少农民工“背厂离城”？于是，在欣慰于中国制造产业升级的同时，又不得不回过头来去体会农民工的感受。

　　与其说中国的农民工是“低价”的，倒不如说中国的农民工是“低能”的。有资料表明广东省从业人员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74.9%，没有经过任何培训的占75.3%；农村劳动力82.3%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84%未经过职业技能培训。而在我国全体工人中，70.9%没有技术等级，技术工人仅占29.1%，农民工中的技术工人仅占25.5%，这与发达国家技能劳动者占工人总量50%到75%的情况相比，有很大差距。农民工中高级技工及技师仅占工人总数的2.3%，高技能人才比例偏低。这就是中国农民工素质转型面临的最大问题。

　　有什么样的产业，就有什么样的产业工人；有什么样技能素质的产业工人，就能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当前，广东乃至全国经济正面临深刻转型，然而，其就业结构与劳动者素质却越来越难以适应形势的要求。中国产业需要升级的不仅仅是“东莞制造”，而极不适应产业升级需要的农民工急需“素质再造”，否则就会出现产业升级没有对应人才而使劳动力市场出现断档，而大批量农民工因素质低下而无业可就的恶性循环。中国不仅需要制造业破解产业“低端化”的困局，还需要破解农民工素质“低能化”的困局。

　　没有中国农民工素质的升级，极难实现中国产业的升级。这就迫切需要把农民工教育视为政府职能的一部分，纳入公共服务的范围之中。整合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各类教育机构和企业的作用，根据农民工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和行业特点，分类进行培训。根据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逐步实施职业准入制度，使农民工形成参加培训和教育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努力改变“先就业，后培训”或“只就业，不培训”的局面，逐步建立“先培训，后就业”的劳动力市场准入制度和“培训合格才能就业”的职业准入制度。（李承志）

（责编：刘宝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