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两会报道组记者 袁伟华

　　瓶颈的突破，恐怕还需要人大制度本身的改革，首先就是人大代表和选民的密切性。

　　63岁的张老师爬上报社五楼以后，脸色已经有些发白，她定了定神，直接询问走过身旁的工作人员：“你们的记者谁去北京开两会？”

　　这已经不是张老师头一次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她代表的是省会一家学校的几位退休教师。

　　问题出在对于“教师”身份的认定上。在厂校分离时，这几位老师被排除在移交之外，成为企业退休人员，也就是说，干了一辈子教学工作的老教师，身份一下子变了。而现实影响在于，企业人员和教师，享受的退休待遇是完全不一样的。

　　2006年以来，老人们无数次走访相关部门，无数次被相关部门推来推去。张老师说，岁数大了，已经禁不起这样的折腾。

　　这样的企业学校分离带来的身份认定不清情况并非个案。虽然笔迹有些颤抖，但张老师还是在装了一份材料的信封上认真写下“请转交北京两代会组委会负责领导”。

　　显然，这并不符合政协、人大提案议案的提交程序。对于张老师来说，找部门、找媒体似乎是解决问题的常规思路，而恰恰是自己的人大代表们，被她们忽略了。

　　那些为了生活而苦苦奔波的弱势群体，当他们需要维护权益之时，他们会去找人大代表吗？张老师的“忽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选民与代表之间的疏远。一次调查表明，如果权益受到侵害或不公正对待时，选择向人大代表求助的仅为3.11%。

　　并且，去哪里找代表呢？本报记者曾经问询过周围的人，包括一些具有比较高知识程度的人，都说不上来自己的“代表”姓甚名谁，如何跟他们联系。更不要说代表带了什么议案到会上去这些具体的问题了。

　　张老师的问题，并非个案。两会委员代表的提案议案并不是非要盯热点看大局，通过调研个案并总结出符合民意的建议也是可行的。问题在于，委员和代表的调研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有局限性，而选区内的意见提供者，却不能及时找到意见表达者。

　　由此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方面，传统的意见信道并不通畅，而另一方面，两会的网络渠道大放异彩。

　　网友在网上开两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大会堂开两会，两者之间互动成为今年两会最值得关注的看点。网络和媒体上的非正式两会，在两会召开前，已经热火朝天，对当前网友所关心的话题进行盘点，并进行广泛的探讨。两会前夕温总理在网络上与网友直接聊天，并回答网友所关心的问题，将这一活动推向了高潮。

　　律师裴新民一直是热心的民意征集者，几年来，裴一直在呼吁取消出租车空驶费，这样的问题不可能成为焦点，但裴新民仍在收集公众的支持意见。

　　今年省、市两会之际，裴新民把自己的意见形成完整的提案，发送给他所知道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2004年曾有一位学者委员被他的执着打动，根据他的建议提交给市政协一件提案，但最后的落实情况并不好。

　　事实上，裴新民的建议并非是自己的利益诉求，在3年的操作过程中，裴新民已经不再将关注点放在意见本身，他的另一个意图，其实是想看看一个非代表能否将自己的意见有效的传达到上层。

　　“网络一头热度很高，仿佛成就了一个新型的民主形式。但怎么将网络上的意见传递给民意代表，依然是一个瓶颈问题。”

　　采访期间，记者曾针对提案形成流程问题咨询过委员和代表，按照标准流程，征集、调研、形成提案议案仍旧必不可少。

　　200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周晓光，2004年在义乌电视台连续刊登十数天广告，“欢迎大家建言献策，把义乌人民关心的国家大事带到大会上。”即便从当下纳言环境来看，此举仍然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在谈及自己是否会采取这种形式时，多数代表付之一笑。

　　这只是一些新气象。瓶颈的突破，恐怕还需要人大制度本身的改革，首先就是人大代表和选民的密切性。我听说，在深圳，已经有了渗透到小区的人大代表工作站，这个工作站模式已经在全省铺开，北京海淀区也有了工作站。而以《民主是个好东西》闻名的俞可平教授，在两会前的一次新书发布会上，还专门提到了深圳的人大代表工作模式。我想，这对人大代表汇集民情民意、选民找到表达渠道，都是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希望它不仅仅在广东推广，也希望能在其他省份进一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