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中纪委监察部公布对三鹿奶粉事件中负有重要责任的8位官员作出处理，其中包括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昨天有网友曝出，就是这样一位被记大过行政处分的“三鹿官员”鲍俊凯“已异地高升”，现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党组书记、局长。（8日《东方早报》）

没有最雷，只有更雷。如果说此前的问题官员复出，已经让我们从哗然、错愕和愤怒，变得审美疲劳的话，那么此次鲍俊凯的复出，则让我们辛酸、悲哀。因为此君哪是复出，已然是异地高升，还因为一边是民意咆哮，一边是官员复出而更嚣张更另类，民意难道真的是个屁吗？

应该说，问责不等于“问斩”，官员被问责，政治生命也不必然消亡，符合条件者，照样可以叱咤政坛。但当下一些官员复出，则显得轻佻而无厘头，正如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认为，如果无理、无据、无程序，那官员的复出就很难让人心服口服，这种复出就有点像“躲猫猫”，问责制度本身可能就需要被问责。

那么，问题官员屡屡带病复出的症结在哪里？乍看起来，这与制度暧昧不清大有干系，比如我们问责制度本身需要完善，存在标准模糊，条款不清晰，难以准确把握等病症。但是，把问题官员屡屡带病复出完全归咎于制度，显然是低估了权力的膨胀和傲慢。因为即便按照现有规定，官员被记大过18个月内不能升职、升级，但一些问题官员的复出不是照样打破这一硬性规定吗？

纵观一系列问题官员的频仍复出，与制度尚有缺陷有关，更与制度被虚置、权力不受监督有关。这些乱象昭示的权力逻辑就是，哪怕民意再鼎沸，只要上峰对你满意，你的政治生命就不会断裂。说白了，只要上面满意了，问题官员就有 “东山再起”的机会。如果一个官员的政治生命靠的是上，而不是下，靠的是直接任命，而不是民意基础，那么忤逆民意的带病复出，又何怪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