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部门调查土地的价格一定会为掩盖部门工作的失误和为保护部门的特权利益而认为排除各种因素，压低土地成本在房价中的比例。税务部门也会以同样的原因而降低税收在房价中的比例。但计划经济的管理已让政府无法摆脱依赖于政府的部门用行政命令和计划管理的方式来进行统计与调查的路径了。

　　为什么世界各国民选总统时，不是用官方的调查而是用民间的调查机构呢？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民间调查机构的资料会被各国的政府、研究机构或管理部门作为决策的参考呢？正在于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差别，市场信任的不是政府，计划经济体系则从来不相信民间。

　　因而当全国工商联提出报告时，各级政府都表示的是怀疑，而不是信任。岂不知发布报告的人要用自己的声誉和命运在为报告的真实性做担保，而官方的机构却从来不会由个人为此而承担责任，就像中央电视台的读报人就并不为自己的诸多错误承担过任何责任一样。

　　一场轰轰烈烈的调查最终一定是一本无法公开的糊涂账。本来市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成本只是价格构成的一部分诱因。问题在于政府总希望房地产商们都当雷锋，承担替政府背着包袱的责任，在高地价成本时用低利润或亏损来生产低价位的住房，而从来不考虑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创造财富的动力这一经济的必然规律。也才因此有了一定要公布开发成本的梦想，一定要查查开发商是否是暴利。当实际的调查让政府发现房价组成中的大头流进了政府的腰包（包括现金地租、实物地租、各种税费）时，政府当然不敢公布成本的构成，一定会让这个调查成为无法公布的一笔烂账而不了了之。上海市政府不救曾想做这种事情吗，结果又如何呢？

　　我们并不在意政府从房价中拿走了大头，但很在意政府拿走了大头让房价升高之后把责任和脏水泼到了开发企业的身上，并将一切罪名和社会责任与良心的指责扣在了市场中的投资者、经营者、建设者、财富与税收的创造者身上。

　　也许政府从房价中拿走了大头并非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因为这些钱可能用于解决了那些买不起住房家庭的保障；改善了拆迁中的家庭的住房条件；提供了城市更优质的市政设施与服务；贴补了城市的公共开支与服务，让城市的人民在支付高房价时分享了因房价中政府拿走了大头而提供的服务等。为什么政府就不敢承认这些拿了大头之后给城市带来的好处呢？反而是政府不愿意承认房价升高的责任，不愿承认开发商获取利润的合法权利，不愿中国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仍想坚持计划经济的价格管理，仍想用看得见的手操控经济的运行轨迹。

　　组成中的大头流进了政府的腰包（包括现金地租、实物地租、各种税费）时，政府当然不敢公布成本的构成，一定会让这个调查成为无法公布的一笔烂账而不了了之。上海市政府不救曾想做这种事情吗，结果又如何呢？我们并不在意政府从房价中拿走了大头，但很在意政府拿走了大头让房价升高之后把责任和脏水泼到了开发企业的身上，并将一切罪名和社会责任与良心的指责扣在了市场中的投资者、经营者、建设者、财富与税收的创造者身上。也许政府从房价中拿走了大头并非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因为这些钱可能用于解决了那些买不起住房家庭的保障；改善了拆迁中的家庭的住房条件；提供了城市更优质的市政设施与服务；贴补了城市的公共开支与服务，让城市的人民在支付高房价时分享了因房价中政府拿走了大头而提供的服务等。

　　为什么政府就不敢承认这些拿了大头之后给城市带来的好处呢？反而是政府不愿意承认房价升高的责任，不愿承认开发商获取利润的合法权利，不愿中国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仍想坚持计划经济的价格管理，仍想用看得见的手操控经济的运行轨迹。如果不许企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那么中国必将退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让中国永远无法立足于世界之林。如果要允许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必须改变现有的政策，由市场竞争去决定价格，而非由成本决定价格。政府必须容忍市场竞争中有一定的失败者，政府必须承担起保障这些失败者生存与生活的责任，而绝不是让市场去承担避免失败者出现的责任。

　　如果不许企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那么中国必将退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让中国永远无法立足于世界之林。如果要允许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必须改变现有的政策，由市场竞争去决定价格，而非由成本决定价格。政府必须容忍市场竞争中有一定的失败者，政府必须承担起保障这些失败者生存与生活的责任，而绝不是让市场去承担避免失败者出现的责任。（任志强）

　　（责编：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