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自5月起推行市级机关公车改革，市局(副厅)级以下一律取消专车，大部分公车都向社会公开拍卖，让公车回归“工作车”的本色。如此大规模、高级别的“车改”在全国尚属首例。但与此同时，杭州发放“车贴”的政策，也引发了不少议论。

杭州公车改革无疑是想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但在今天官场的酱缸文化之下，我看公车改革出路实在渺茫。今天拍卖掉的公车，将来有一天，可能会变本加厉地购置回来；或者所谓的“车贴”将让官员个人得益，成为新的特权福利，而且为支付所谓的“车贴”，财政将付出比养公车更大的成本。

近二十年来，我们一共进行了三次公车改革。第一次是在1994年，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布的《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规定》为标志；第二次是2001年，以江苏省从单个乡镇车改试点为标志；第三次是从2004年6月起，以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湖北、黑龙江等20多个省(区、市)以及国家审计署、国家宗教局等四个中央国家机关进行了公车改革试点为标志。但遗憾的是，三次车改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近些年来，各地政府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都以超过20%的速度递增。

公车改革的试点的失败说明，单靠个别领导人的强力推行公车改革，只能见一时之效，对于解决公车痼疾无济于事。因为，任何领导人都无法离开特定的官场氛围，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今天官场文化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是，官员配公车，俨然成为官员的一个福利待遇的标志。许多人削尖脑袋要挤到官员行列，不能说他们都想利用权力牟取私利，但至少他们都不排斥权力和地位，而公车本身就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如果他们千辛万苦上了一定的行政级别，却没有了公车或者相应的公车补贴，那真是会像福建省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所说：“升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公车改革，将会遇到的既得利益官员阻力非我们所能想像。极有可能的是，一任强有力的领导用车补进行赎买的方式推行公车改革，但是，下一任领导手上，公车又是“春风吹又生”，官员迎来了新车还白得了一笔补贴。

并且，官场逢迎送往的陋习更加剧了需要公车的“合理性”。如今的官员，大半的工作就忙于对上级的接待、同级的应酬以及到下级考察。此种陋习其实源远流长，明末时，连海瑞也苦不堪言，称“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招待所所长)”。如今，在一些地方更是变本加厉，上级没有事就往下面跑，没有公车来进行接待不可想象，公车改革了，但官员中的逢迎送往的陋习却并不见有丝毫松动的迹象，公车迟早还是要回来的。

还有，官场的陋习还体现在，如今的官员必须参加多如牛毛的会议，领导仿佛不多开几场会就不足以体现自身的权威，而会议多了，没有公车当然不方便，公车改革改掉了公车，能改掉这些会议吗？

说到底，公车改革并非单纯的车辆改革的问题，而是一种权力和体制的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如果人大代表不能有效地控制车辆购置的财政支出，如果民众没有权利去监督公车的运行，如果当地的媒体无法有效地对公车私用等行为进行曝光，如果官场的陋习不能在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下消除，我不相信，仅凭取消公车就能一针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