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与任继愈两位著名学者同一天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一批在旧中国受到教育并在专业上建立了根基，与人民同甘苦，与国家同命运的专家。他们为中国的学术事业以及文学艺术事业，撑起了门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付出了自己的代价。

　　今后，看新一代的了。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我们的学者教育家，我们的学术理论与文学艺术的成果，我们的专家与领军人物阵容，我们已有的与将有的新局面，能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能不能符合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能不能无愧于我们的先人与禁得住后世的检验，看咱们的成就与本事啦！

　　我们可能不无汗颜。我们需要加倍努力。我们也需要总结经验。人才人才，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我们讲了老大一阵子了，收效如何？有什么可以改进的空间？江山代有才人出，我们将写下怎样的记录，刻下怎样的丰碑？

　　直到季先生火化了，我们的媒体才有一个对于先生身份的贴切的说法，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王按：以上3个“家”的说法嫌啰嗦，其实可以合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其实季老也是优秀的作家。

　　媒体上不再采用“国学大师”之类的随意之词，这令人信服，也令人慨叹。我们的国人，喜欢作价值判断，例如高度评价季老的社会地位与学术地位，这完全是应有的评价，但是不注意作认知判断，即对某人某事某个领域某种学问缺少最起码的了解。这提醒我们，要提高与普及全民的特别是媒体人的人文知识，提高全社会的人文判断与汲取能力。

　　前不久，网络上有票选“国学大师”的活动，结果头一名是鲁迅，这样的结果未免滑稽。

　　遥想当年，任继愈先生曾在人民日报上著文，提出，我们的国家不但要脱贫而且要脱愚，善哉斯言，任重道远也哉！

　　任继愈老自1987年至2005年任北京图书馆(后名国家图书馆)馆长，2005年以后任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在为任老治丧的报道中，有的没有提这一点。国家图书馆馆长，在全世界都是一个耀眼的职位，我这里补充提一下，也许是必要的。（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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