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富士康员工孙丹勇自杀的事件见报以后，来自官方的权威的调查结果尚未出来，网络上大量的负面评论即潮水般地涌向富士康，并且伴随着数不胜数的非理性——甚至是恶意或恶毒——的人身攻击和谩骂。总体看来，网络舆论一口咬定孙丹勇是富士康逼死的，他是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然而，却也不能不说，在调查结果未出来之前，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发泄只是建立在网友们的主观臆测基础上的，因为他们拿不出任何有力的事实或证据来证明对将一切归罪于富士康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此意义上，他们对富士康一边倒的声讨是有欠公正的。

　　对于一位研究社会学的学者或对社会学有着浓厚兴趣的知识分子而言，他或她感兴趣的是——这种非理性的社会舆论是如何形成的，或曰，形成的机理是什么？其实，公正地说，相对于大陆的大多数企业，富士康算是一个奉公守法，而且相当人性化的企业。当新劳动法才出台的时候，大陆很多企业为了规避新劳动法，都在忙着裁员，富士康却按照新劳动法的要求与员工签订无限期合同。就富士康的总裁郭台铭先生来说，一直就是一个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人，从云贵高原的水家村寨到巍巍太行的崇山峻岭；从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到贫困山区的希望小学……，富士康的爱心足迹遍及全国10多个省市区，范围涉及教育、医疗、交通、环保、农技等领域，惠及失学儿童、贫寒学子、残障人士、鳏寡孤独等社会多个弱势阶层。据有关统计，截止目前，富士康公司及郭台铭先生已向全国各地捐赠善款近10亿元人民币。远的不说，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富士康就将6000万元人民币的支票交到了四川省副省长黄小祥手上，而且是第一家捐款上千万的企业。就孙丹勇事件的处理来说，富士康公司与郭台铭先生的反应也是相当理性和人性化——一方面全力做好死者家属抚恤工作，从优处理善后事宜；另一方面全力配合公安部门进行有关调查，而且并不文饰自己的过错或推卸自己的责任，充分表现了一个大企业的风度和气魄。然而，为什么网友们对富士康和郭台铭为社会所做的贡献视而不见，对于他某些方面的实在的或假想的过失却进行无限制地放大——甚至将尚未被证实的可能的罪过强加在富士康和郭台铭的头上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网友们或民众所仇视的并非富士康和郭台铭本身，而是作为权力与金钱的化身的富士康和郭台铭——就像富士康和郭台铭作为权力与金钱的化身而受到他们的崇拜一样。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因此，不管是对富士康和郭台铭的毁也好，誉也好，都是同一根藤上结出来的果子，都是对权力与金钱的崇拜的产物。权力与金钱，人之所欲也，可能够爬到权力与金钱的顶峰或达到某个令人艳羡的高度的人毕竟只有少数，在权力与金钱的阶梯上，绝大部分人都处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地位。为了获得某种心理平衡，或替自己不能占据高位的无能做辩护，在意识或潜意识的层面，大多数人总是倾向于将某人或某共同体所获得的较高地位与某种负面的事件或评价联系起来，从而获利某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也就是说，对于处于权力与金钱的高位的个人或团体，民众往往会通过对与之相关的负面事件或负面评价的“选择性记忆”，将之“妖魔化”，如为官者必贪污腐败，有钱者必为富不仁等等。这种“酸葡萄心理”其实是一种心理上有自我保护反应，乃人性之常，很难避免——但这种心理的强度却在不同的社会未必尽同。

　　就国人言，本身就有强烈的“酸葡萄心理”——在鲁迅的《阿Q正传》里，对国人的这种“精神胜利法”已经有相当穷形尽相的描绘。此外，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传统，故凡“尊者”或“长者”（即社会、政治或经济地位比较高的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有损清誉的事件，一般的倾向总是为他们隐瞒真相——甚至——文过饰非。这种传统也侵蚀了当下的政治公共空间，造成了政府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自然而然地引发了民众对于政府的极端地不信任。所以，凡“尊者”、“长者”身上或政治公共空间出了什么乱子，如果权威（这种权威的可信度本身往往也是受到民众强烈怀疑的）给出的是一种有利于“尊者”、“长者”或为政者的解释，那么，这种解释将很难取信于人——何况，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大量事实确实也给了对 “尊者”、“长者”或为政者的“妖魔化”的足够的实证支持。就孙丹勇事件来说，在这种社会、文化与政治语境下，即使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显示，没有证据表明富士康对死者进行过“殴打、非法搜查、非法拘禁”，将仍然避免不了网友或民众在此事件上对它的负面评价和非理性的情绪发泄。

　　另外，网友们或民众其实也未必真正地关心孙丹勇事件的真相或其死亡的背后是否存在着某种社会不公正——他们只不过是借此事件发泄自身在日常生活的因各种原因积聚的负面心理能量罢了；换言之，他们只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眼泪罢了。

　　以上的种种原因，导致了网友们在解释孙丹勇事件时对于富士康的缺乏已被权威认定的事实支持的过早的负面评价，并在这种负面的非理性情绪的推动下，出现了对于嫌疑对象的“人肉搜索”。吊诡的是，这种负面情绪的非理性发泄既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破坏，并伤害到一些无辜的人们（往往表现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力），又有利于维持当前的社会稳定，维护和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然而，毕竟，这是一种相当不成熟、不健康的社会心理，是在推进中国社会民主与法治进程中最大的障碍。

　　在发生社会公共危机事件时，大众舆论若不分青红皂白或不顾事实真相，一味地偏向于社会弱势群体，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公共危机”或 “社会公共危机”的表征——为了重建真正的社会平等和社会正义，推动中国朝着更民主、更自由方向的社会改良，我们需要逐渐克服自身文化和心理上的劣根性，培养出一种具有足够的理性和宽容的成熟而健康的社会心态。（白露）

（责编：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