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道理，是要付出成本的。

河南农民张海超，从事破碎、开压力机等有害工种工作3年多后，因怀疑在工厂得了“尘肺病”，奔波于郑州、北京多家医院反复求证，而职业病法定诊断机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给出的专业诊断结果，引起他的强烈质疑。在多方求助无门后，6月22日张海超被逼要求“开胸验肺”，以此证明自己确实患上了“尘肺病”。

“不是我不讲道理”，在与媒体的访谈中，张海超如是说。从得知自己患上严重的职业病开始艰辛的维权之路，张海超的目的不过是要讲清道理，讨个说法。我想，在最开始的时候，他肯定没有想到，一个个体要跟一个体制讲清楚道理，是要“掏心挖肺”，是要以冒着丧命的风险为代价的。

讲道理为什么这么难？在张海超的例子中，最明显的，是现行的职业病防治法规的一些弊端造成了制度性障碍：当地职业病防治所专权独揽，缺乏必要的监督和约束；按要求必须提供的工作单位开具的工作经历证明，其难度更无异于与虎谋皮。这些障碍，不是张海超凭一己之力可以跨越的。即便是现在，有了舆论的助力，要改革法律的纰漏，改变政府行政的积习，也绝非易事。

除了法律、行政等方面具体的原因，我觉得，张海超的根本难处在于：要跟谁讲道理？作为个体，他要跟谁讲清楚道理？无论是以前的工作单位，还是职业病防治所，与作为个体的张海超相比，这些“单位”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法律资本、社会资本都是张海超无可比拟的。除了拥有未被证明的真相和业已病残的身体，张海超凭什么跟它们讲道理，讨说法？

有人说张海超开胸验肺是一个极端的事件。我不能同意。如果不比较以往发生的类似的，甚至更极端的事件，仅就张海超事件本身而言，从张海超开始奔波于郑州、北京等地体检，开始上访，一直到开胸验肺，一个人体做了他在面对比他强大无数的体制时所能做的“合法”、合理的抗争。至于最后的一步，看是极端，如果放在整个过程中，实在是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除了身体，他还有什么可以凭借？与其说是极端，不如说是令人绝望。

这不是张海超一个人所面对的困境。而是每一个存在权益被侵害可能的个体在面对体制性的力量时所要面对的困境。如果放在“个体——社会——国家”的框架里看，这一困境的出现和恶化，主要是源于社会的缺失。现在的中国，个人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加之所谓“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分化和紧张，导致大量的利益冲突事件。而在社会缺失的情况下，利益冲突就会呈现为“个体——国家”直接对抗的格局。个体一旦出现利益诉求，马上想到的就是找政府。古时候是“四下河南”击鼓鸣冤，现在则是上访。老百姓“讲道理”的渠道并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

当然，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舆论监督的力量非同以往。但就像张海超事件一样，舆论的压力往往只出现在惨剧发生之后。如果在张海超申诉的过程中，有真正的工会可以借助，有法律援助组织可以介入，张海超也许不会走到开胸验肺的绝地；再如果，他所在的工厂若有工人社团能够与资方就工作环境、工资等问题谈判；在国家制定职业病等法律的时候若有代表工人利益的社团参与，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么多的利益争端，更不会出现这么令人绝望的“讲道理”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