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北京朝阳法院审理了满文军妻子李俐容留吸毒案。当李否认吸食过K粉时，检方宣读了“未到庭的证人”满文军的证言，其明确指认：聚会是妻子组织的，他到场后，亲眼看到妻子和其他两个人一起在吸食K粉。李俐带着哭腔说道：“满文军说的不是事实。”最终李以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判处徒刑1年。(8月3日《法制晚报》)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可以肯定，一纸揭发证言，彻底破坏了满文军夫妇的感情。怎么看待这种亲人间的揭发呢？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按这一规定，包括夫妻、父子这样最亲的人之间，也都有着互相揭发的法定义务，所谓“法不容情”。

但是中国传统主张“亲亲相为隐”，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就是传统中国的正义观。一般来说，卑亲属为尊亲隐(子为父隐，妻为夫隐)，是无条件的；相反，则是有法律限制的。比如汉宣帝时规定：子首匿父母，无罪；父母匿子，一般也是无罪，只有触犯死罪，才“上请廷尉以闻”，由皇帝亲自裁决。“亲亲相为隐”一直被作为封建意识，受到政治上的否定。

其实，“亲亲相为隐”倒不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特产，比如，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1994年《德国刑事诉讼法》、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均规定：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即使自愿作证也有权不宣誓担保证词无伪。并且德国和意大利还规定，法官一般不得就有损于证人亲属名誉的事实发问，还应告知其有权拒绝作证，并且不得强迫、恐吓其作证。1937年，当时的中国《民事诉讼法》第307条，有着几乎一模一样的规定，这是中国伦理传统与西方法治逻辑自洽的结合。

不仅资本主义国家如此，社会主义法系也有类似制度，比如前捷克斯洛伐克、前波兰、前保加利亚的法律均规定：为帮助近亲属而实施包庇藏匿罪犯、知犯不举、伪证或者湮灭证据、代替受刑、隐匿赃物等行为均不处罚或者减轻处罚。而我国则没有类似的规定。

一方面，亲人之间法定的揭发义务，的确大大提高了破案率，帮助国家司法机关实现正义，高效打击犯罪；另一方面，这种正义是有代价的，它破坏了人类社会最起码的亲情，使当事人陷入了伦理悲剧当中，这种对于社会的伤害，不应在“法不容情”的冰冷口号之下被忽略。

揭发，还是不揭发，法律不是唯一的标准，还得考虑人道、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