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训民企“二代掌门”不应陷于市场迷失

此次江苏集训民企“二代掌门”，号准了民企发展政治需求的那根脉。无疑，到党校学习，更有助于民营企业家获得“政策信息”资源，到更受政策照顾的国企挂职，也更利于民企实现“圈子化”协作，来实现提升融资能力、扩大市场空间能力等等诉求。但是，这一切又不能改变这种集训的最大缺陷，那就是这种临时性、权力型的帮助，实际上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民企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恰恰相反，它会更加增强民企对权力的依赖，陷于强大的市场迷失，最终也还是会遭受到市场的报复。

市场才是真正的好东西。培训民企“二代掌门人”，关键还是在于提升他们在市场拼杀中的真本领。“富二代”真正应该学习的，也绝对应该是那些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灵活运用市场规律的成功企业家。此次江苏集训“富二代”所聘任的导师，如原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江苏银行董事长黄志伟和徐工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王民等人，主要是具有丰富党务工作经验的党员企业家及部分机关党员领导干部。这些导师尽管也有值得学习之处，但必须承认，就像中国只有一个华西村，这些打着强烈权力烙印的经营模式，是很难在市场中复制的。这样的导师，也就未必是市场的最好选择。而这样的集训，也更像是一次权力与民营企业家彼此亲近的聚会。(单士兵)

看集训“富二代”中补偿性正义的缺失

政府为民企操心是职责所在，但是越位去为民企之下的“富二代”偏向性地提供服务，显然这已经逾越了社会公平的底线，不值得提倡。所谓“富二代”急需的是，如何对待财富、看待社会，学会如何做人。显然，政府和“富二代”以及公众需要一个财富观的转变，这应当是各方都努力争取的。获得了这种民意上财富观的协商认同，定会给“富二代”一个正名，也会让民企发展少很多舆论上的阻力。反“马太效应”，政府在快速变化和转型时期，要特别注意对民众满意度、信心指数、价值观变化、行为取向的监测和研究，对“沉默的大多数”有一种货真价实的补偿性正义。如此，公众才不会纠结于“富二代”的问题上不放。(汪彦玲)

别把“培训富二代”和洗澡水一起泼掉

稍加梳理不难发现，公众的质疑与揶揄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通过培训的方式来提高民企“富二代”的管理能力，其真能起到实效吗？再者是，江苏“政府出资”是否契合行政正义？培训能否真见其效，是否浪费？任何过早的否定结论显然都流于武断，它更需要时间去证明与打磨。更何况，江苏对“富二代”的“培训”更是一个系统性的提升体系，它包括到党校学习、到基地实习、由导师帮带、到国企挂职锻炼等方式。倘若说这样的培训手段组合一无是处，显然是无视现实的论调。

至于“政府出资”的培训形式，我们也不能脱离江苏现实来对其进行评判。事实上，江苏民营经济已占到全省经济总量的51.3%。在民营企业税收作为政府重要收入来源的江苏，倘若政府出资真能培训出高素质的民企“富二代”群体，那它不仅可保证该省民营企业的整体持续性发展，也能保证其对全省经济的持续性贡献。这些“可能”创造出的、将更多惠及普通公众的社会财富，完全可证明政府出资的“正当”与“先见”。(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