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男子孙伟铭无证醉驾致四死一伤，今年7月，成都市中院一审判处其死刑，孙伟铭提出上诉。昨日，法庭二审认定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成立，但有悔过表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无疑，现在的“孙伟铭”不只是名字，而成为一个符号，一个令人警醒的社会标签，比如“醉驾”、比如“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审改判，并不意外，这在之前有迹可寻，比如一些法律专家替孙伟铭喊冤，孙家凑齐110万赔偿费后死者家属签谅解书等，但对无期徒刑这个结果，舆论反应仍截然不同，有表示可以接受的，也有网友比当事方情绪还激动，认为孙伟铭死有余辜。

任何一个判决，都难以令原告、被告及所有民众一致拍手称快。这种情况下，我们当依据法律论事，摈弃过于情绪性的东西。对孙伟铭的罪名———危害公共安全罪，在醉驾猖獗的当下，各方都无异议，关键是孙伟铭到底是“依法当诛”还是“罪不至死”，舆论始终存有争议。

不妨看看二审后，最高法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黄尔梅所认为的：孙伟铭的行为与直接故意犯罪相比，主观恶性不是很深，归案后悔罪态度较好，积极赔偿经济损失，依法可从轻处罚。

这等于权威解释了“不杀”的理由。刑罚惩治只是手段，预防犯罪才是目的，昨日，最高法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今后对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放任危害后果发生并造成重大伤亡的，应当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我以为，这是“孙伟铭”的最大贡献，他促成社会与司法机关对愈演愈烈的醉驾行为的重视，统一法律适用，强调“醉驾之前，人人平等”，在此基础上，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才能寻找到治本之道。

我们都该记住作为醉驾符号的“孙伟铭”，执法者以此为镜鉴，照出日常执法中的缺陷；普通人以此约束自己，不成为下一个祸害他人也伤及自身的“孙伟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