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羊城晚报》报道，今年1至8月，广东省党政机关因公出国人数同比减少六成，新购公务用车、举办的晚会、展览、庆典同比都减少九成以上。9月12日的《人民日报》也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国党政机关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和人次与近三年同期平均数相比下降五成多；中央部门共压缩出国（境）、车辆购置及运行、公务接待费用5.97亿元，各地区共压缩152.09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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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两组数据非常引人注目，一方面表明各级党政机关在缩减行政运行支出上，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成效；另一方面，如果这样的数据是真实的，那它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在各级党政机关因公出国、公车购置运行和用于各种活动和接待的公务支出上，不合理、不必要的成分有多少，可以压缩的空间有多大。

　　中国的“三公消费”支出惊人，行政运行成本高昂，近年来备受社会各界诟病，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一个众所周知的数据是，政府行政开支20年增长了87倍，其中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等三大项，每年已达9000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近30%。200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就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数额之大，世所罕见。

　　鉴于今年经济预期不佳，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克服经济发展困难，中央和地方政府均提出压缩行政开支，“过紧日子”。年初，中央就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要在近3年平均数基础上压缩20%，各级党政机关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用支出要在近3年平均数基础上降低15%，公务接待费用支出要在2008年基础上削减10%等等。同以往相比，压缩的要求更高，对奢侈浪费的查处也更严厉。从效果上看，公款出国人数大大减少，下降幅度甚至远远超出中央要求。与此同时，以往作为因公出国主要目的的学习培训、招商引资、商务考察等工作，尚没有地方报告因此受到影响。由此而言，在政府自身支出上的约束再紧一些，推进的力量再大一些，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经济紧缩，固然是缩减政府行政成本的好时机，与社会共度时艰，也应当是政府在当下应当遵守的行政伦理。但从根本上来说，将行政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应是权力运行的基本要求，而非一时之权宜，民众对“三公消费”质疑的深层次原因，也是出于对政府自我监管能力和公共资源分配机制的不信任。只有政府的每一项支出，都尽可能地透明化，充分接受社会的外在监督，行政成本支出才会最终落于公共利益之上。（李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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