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衰落,没办法不与清朝的灭亡以及社会的持续动荡挂起钩来,这是李宏刚承认的也是否认的。承认是因为历史事件铁的事实,否认则是认为,晋商的普遍性覆灭,本质上是经营文化的社会性淘汰,只不过这种退出,是以政权更迭的激烈形式的表象呈现于公众眼前。因为晋商之后,商界并非后继无人,只不过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三晋大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专事小商品批发贸易的武汉汉正街闻名全国,曾造就了一大批暴发户,那时一提在汉正街做生意,总会叫人刮目相看,同样惹来关注目光的还有后来居上的浙江义乌。曾有消息称,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谋划者就曾满怀期待地前往取经,但远远看到汉正街后,谋划者却扭头便走。因为他看到了汉正街码头经济逼窄的空间,现代化的物流根本难以安生。
仅仅十几年后,义乌牢牢坐稳全国小商品批发贸易市场的龙头宝座,不少海外商家也前来这里洽谈生意,而汉正街则一落千丈。有趣的是,同期正是温州老板朝气蓬勃,奋发图强的黄金时期。
前几年有一本描写浙江商人的《草根浙商》,通过一个个现实成功人士经历的剖析,构织出浙商总体发展脉络。
改革开放前,缘于备战考虑,国家重点工业大都布局内地,浙江面临工业底子薄的艰难现实。没有底子结果反倒成了浙商后来居上的发展优势,他们不可选择地避开了国企改制等一系列难题,择民企发展这唯一路径。无论是万向的鲁冠球,还是娃哈哈的宗庆后,抑或是吉利的李书福乃至更多浙商,面对毫无后路可言的背水一战,穷尽努力于民营经济。
个人努力,现加上改革的与时俱进,浙江民企一路高歌猛进,甚至在一些前沿地带也做出了大胆地尝试。比如虽然民间小额贷款政策至今并未大的松动,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当地政府的大胆闯劲下,浙商早就有过试水。
浙商的超常规发展,很快盖过了早些年以“三资”著称的珠三角。珠三角的过度外向性经济,虽然有效地拉动了当地经济,但相当一部分“外来和尚”牢牢把持经营领导地位,只是将体力劳动交给当地,过于条块化的经济,反倒抑制了本地商人的迅速崛起。
同期,曾创下“赤脚下南洋”重大历史事件的福建,原本走的与浙商大同小异的发展路径。但很快人们便发现,尤其是福建经济发展龙头地段的泉州皇冠比分网_皇冠体育投注-【唯一官方网站】:一带,民营经济规模突破百万后,往往发展无力。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本症结在于家族管理模式。
为避免家族对经营的干扰,当年晋商坚持“用乡不用亲”,坚持东家的“三爷”(儿子称为“少爷”,女婿称为“姑爷”、小舅子称为“舅爷”)不能进自己家的商号或票号(2007年6月7日《经济视点报》)。
有意思的是,为冲破家族式企业怪圈,吉利的李书福坚决地让当初一起打拼的哥哥弟弟退出吉利集团。同为浙商的马云,在众人皆以为阿里巴巴上市之后,马云反公众之道,实施了令一些人瞠目结舌的“散财”计划,自己持股不到10%,而众多员工因为幸运地获得持股机会,一夜之间摇身为旁人无不艳羡的百万富翁。
一切历史均是当代史。从徽商到晋商,从粤商到浙商,构成了我国近五百年来商人崛起的路线图。如果说徽商靠垄断盐业,靠官权拓展了“红顶商人”的势力外沿,那么,晋商则是凭借市场之力,顺势而为,其成就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经营才能。遗憾的是,煤炭的暴利,磨灭了当代晋商锐意进取的意志。
顺便提及一事。犹太人在金融行业牢牢霸占绝对性的市场操控权,但另一方面,犹太人历史上饱受社会挤压,反倒迫使他们抱成团,从事那些当初权贵阶层并不看重的金融行业。
如果没有当年背水一战的困局,晋商不会走西口,不会急中生智创新出票号;如果没有外部政策环境的有效扶持,今天的浙商又怎会取得眼下那些瞩目的成就。
近代商人发展的更迭变迁表明,地域传统文化固然重要,现实土壤更不可缺。从地域范畴上反思经营人才不是说不可以,但在社会教育体系日渐完善,人才流动越发自由的情势之下,造就市场经营奇才的恐怕不是一方水土,而是政策这块孕育商界奇才的肥沃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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