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瞩目的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告一段落，有关部门向公众道歉，相关受害者将获得赔偿，直接责任人将被究责……看起来民怨得到释放，正义得到伸张。于是，有专家总结陈词:“钓鱼执法”等一系列热点事件有助于“弥补法律漏洞”，“推进中国依法治国”。

专家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这种涉嫌唆使、引诱甚至嫁祸车主的执法违法行为推动了依法治国，而是说这些热点事件背后的媒体和网络力量，使政府执法行为受到公众监督，从而推动了中国的法治进程。正如有评论所云:上海“钓鱼执法”是又一起新老媒体共同发声、交互发力、形成舆论高潮以监督政府施政行为的经典案例。

但是，专家言论背后仍然隐藏着一种“坏事变好事”的逻辑———即便对“钓鱼执法”这样怨声载道的恶性事件，也要忙不迭地从中总结出积极意义和社会价值来。这未免和有关部门之前做的调查一样“简单草率”，“误导公众和舆论”。

此类热点事件之所以是热点，固然因民众关注；而民众之所以关注，乃因其给社会带来创巨痛深。因此，当专家说“热点事件助推依法治国”，就值得追问:依法治国为什么要靠这些社会代价来推动？为什么在推动依法治国的时候，不能少点社会代价？

不错，27岁的孙志刚在广州收容所被殴打致死，直接促成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新法规出台；在佘祥林案、聂树彬案等“错判”案件影响下，最高法院自2007年起收回死刑复核权；云南在押人员死亡的“躲猫猫”事件，促使全国公安和检察机关彻查羁押场所……但是，这些血的代价是否太过沉重？它们又是否不可避免？

问题还在于，如此血的代价是否就一定能推动依法治国，还言之尚早。比如，发生在孙中界身上的“钓鱼执法”就并非个案。那么，需要弄清楚的是，像这样被“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假扮乘客查获的“黑车”有多少辆次？罚没款金额多少？上交财政多少？每年下达的罚款指标又是多少？……如果其中的执法违法行为得不到追究和问责，受害者得不到道歉和赔偿，法治正义从何谈起？而车辆运营垄断依旧，利益链条不除，又任何确保“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我们常说“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也难保不在同样一条河里掉好几次。

当依法治国需要通过钓鱼执法这样的热点事件来推动，这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悲哀。这也不能说明舆论监督的力量多么强大，而是它的孱弱。因为每每只有在血的代价发生后，媒体才能推动事件得到差强人意的解决；而在血的代价之前，我们的媒体和舆论，却是多么地不足挂齿、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