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不仅当代的贪官，中国古代贪官的智慧就已经超越了诺奖得主的智慧，因为“速度钱”在中国古代不仅早已存在，而且早已突破了缪尔达尔的定义。

在清代，官方有一个词叫“需索勒掯”，按照日本学者内藤乾吉《六部成语注解》一书解释，其意思是：“官吏办事，必当速快，有时因需索使费而故意迟延，迫人行贿，曰需索勒掯(勒掯，强迫也)。”所谓“六部成语”，就是中央六部衙门的习惯用语。由此可知，“需索勒掯”是官方早就知道并明文禁止的行为。而根据上述的解释，它的意思就是官吏通过故意拖延不办而迫使办事者交纳“使费”来买速度，这个“使费”与缪尔达尔定义的“速度钱”意思完全一致。

清代官吏“需索勒掯”的案例不胜枚举。比如，1704年，一艘在广州的外国商船准备回航，为此需要在粤海关办理一个出关手续———申领一个“出口执照”，但是，“当船准备开航时，它的出口执照被阻留了20天以上，据大班猜想，是海关书吏作怪；所以他们(在12月15日)送给他礼银100两，翌日他们便获得出口执照”。在这个事例中，粤海关书吏“需索勒掯”的100两银子符合“速度钱”的定义，其伎俩完全在缪尔达尔的洞鉴之中。但是，清代的官吏们获取“速度钱”的智慧无穷无尽，有些行为就不是缪尔达尔所能想到的了。

晚清苏州有位富豪，其独生子犯了死罪，虽然多方打点，百计求脱，但证据确凿，实在没有办法通融，最后还是被判了个斩立决。这急坏了富豪，因为他的独生子还没有给他留下孙子。为了不使香火断绝，富豪买通当地官员，高价买了几个乡下姑娘，轮流到监狱里去陪睡，希望借腹生子，延续血脉。但这种事不保险，所以需要争取时间，使斩立决推迟执行。富豪在省内各衙门打通一切关系，但仍然无法可想。最后他去北京活动，终于有一个刑部书吏为他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当处决富豪儿子的文书发出时，负责封订文书的书吏故意与另一封发往云南的文书调换，这样苏州官员收到的就是云南处决犯人的文书，只能退回刑部，而刑部又需等云南的文书退回再发往苏州，云南离北京最远，文书来来回回，前后耽搁一年多，富豪也就争取到了时间。在这个案例中，富豪花巨款买速度，但不是为了加快执行速度，而是为了推迟执行速度，富豪付给书吏的巨款当然也可以算是“速度钱”，但与缪尔达尔定义的“速度钱”内涵并不一致。

无论是当代还是古代，熟悉法律的贪官污吏总能找到法律的空子，既谋到不当利益，又能逃避法律制裁。相对于贪官污吏们的智慧来说，法律显得苍白而无力。贪官污吏谋求不当利益的动力如此之大，心思又是如此的巧妙，以致诺奖得主的智慧在他们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因此，如果要靠不断地“完善法律”———比如增订、修补法律条文的办法来反贪，那么即便把“完善”的任务交给诺奖得主，恐怕也难以尽善。以人类现有的智慧，要比较彻底地扼制腐败，除了“釜底抽薪”，从源头上限制权力，还没有发现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