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京城的一桩窃案，弄得满城风雨。原来是原国家文化部部长、作家王蒙家中遭窃，丢失了两瓶茅台、两包茶叶、一把剪刀和保姆一个月工资。为了此事，京城的警察没少费功夫，新京报也在头版用大字号进行了导读和报道。

这年头，居民家中遭窃，反正比彩票中奖要容易得多。而若是普通人家，哪怕丢失的物品比王部长家贵重得多，小区至多只是象征性地道歉了事，更别指望能“惊动”警察，登上报纸头版。

王蒙家中被窃这点东西，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三瓜两枣”的事情，但门前停满警车，警察忙个不息，甚至把刑侦的技术都用上了——小区的保安、保洁以及装修工人的头发都被抽取调查。这般重视，如临大敌，让人不禁想起此前央视主持人王志丢失手机，也让京城警察大动干戈。警方闻警而动的责任意识当然让人感动，可有时咱就在想，咱也时常丢失手机，家中也时常遭窃，可为什么享受不到这样待遇呢？同样是人，差距咋就这么大呢，人民警察不是为人民嘛，咱好歹也是纳税人，为什么就不能为咱这个“人民”服务一回呢？难道就因为是名人，就可以不计成本，不顾代价地动用公权，为其提供“特别服务”吗？想累了，也想开了：原来人民也是分级别的，我等只属于草民，如果家中遭窃，或是丢失手机，只好自认倒霉，如果硬要去凑热闹，只能是自寻烦恼。

名人遭窃，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警方的选择性执法等于为名人开了一次“执法小灶”，给普通民众带来了深深的伤害。同样是名人，美国罗斯福总统失窃的态度就值得我们借鉴，总统被窃后却说：“我现在很平静，我还要感谢上帝，因为：第一，小偷偷去的是我的东西，而不是我的生命；第二，小偷只偷去的东西只是我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