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第九条”怪在哪里呢？首先，它规范、制约的对象，实际上不再局限于法院系统已经涉及到法院外部的新闻媒体。再者，它所涉及的某些行为，相关法律其实已有明文规定，比如第一条中的“损害国家安全”，有刑法管着；第三条中“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法官名誉，或者损害当事人名誉权等人格权”，是自诉案件，是否起诉，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无须“规定”。

第二条中的“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恶意”与否，判定的准绳是什么？没有准绳，由谁说了算？某法院和新闻单位起了纠纷，是由这家法院自己裁判，还是由第三方裁判？对司法的舆论监督是否健康、正常，事关公共利益，这样的“规定”显然失之粗疏、简单。

还有，“恶意”、“司法权威”、“不良影响”是法律概念吗——最关键、最实质性的问题也许就在这里：这个“规定”具有什么样的法律地位？它有什么样的法律效力？这个“规定”与它所涉及到相关法律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显然它不是一部法律，如果是法律，最高法院也不是立法机构；当然，最高法院有权制订司法解释，但这个规定显然也不是关于哪一部法律的司法解释。

那么，最高法院出台这样一个跟法律沾着边但又不是法律的“规定”出来，到底希望它产生什么作用呢？这些年来司法腐败严重，大大小小的法官落马司空见惯，就难怪人们怀疑这个规定是不是用来限制舆论监督的。

并不是说新闻对司法的监督不需要改进、完善。如果最高法院对一起具体的“恶意”报道事件开刀，让人心服口服，效果可能会好得多。从总体上看，加强对司法的新闻监督，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来说是更急迫、更重要的。

新闻监督与司法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涉及新闻与社会舆论以及行政领导等各方力量的互相作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多边”关系，事关社会稳定与公平，新闻对司法实践的监督肯定需要慎重行事。如果新闻监督与司法机关能在法律健全的前提下形成良性互动，那是社会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