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德国的80后小伙子刘泽思几年前曾经到宁夏西海固转了一圈。国家级贫困县西吉下面的一所学校让他很震撼。这个学校都是危房：教室除了凳子、桌子和灯，连窗户玻璃都没有。100多个孩子每天早上5点多就要起来读书。一整天的时间，除了看书，孩子们就吃一个馒头，喝点水。刘泽思有个建议：教育政策的制定者们，能不能少跑美国、欧洲，多跑跑西海固。（1月6日《中国青年报》）

美国作家迈克尔有一则寓言：在一个岛国上，金喇叭是公众表达意见的唯一工具。真正拥有发言权的，只有买得起“金喇叭”的少数富人。那些拥有“泥喇叭”的底层人士，压根就没有发言权。

刘泽思的想法很接近“泥喇叭思维”。高考改革方案和发展方向，也要注重那些出身寒微、教育环境差、经济条件差的农村孩子，因为他们向上跋涉的步伐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步，都要比城市孩子付出更多的代价，加上资源和环境的天然劣势，普通话不好、没有艺术特长、视野不够开阔等，将他们和城市孩子放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注定就是一种不平等。

调查显示：农民、工人和下岗失业人员家庭的子女，必须考出高人一筹的分数，才可能考上大学，且大多就读于普通院校；而具有更多政治、经济、社会资本的优势阶层子女，则较多分布在重点院校和优势学科。

遗憾的是，现行的高考制度，无论是改革试点还是自主招生，都呈现明显的“金喇叭思维”，自主招生多从省级重点中学中选拔，因为高考改革措施的政策制定者多是买得起“金喇叭”的城市人，这种“屁股决定嘴巴”的现状决定了他们代表的是城市阶层的利益。所以，高考改革的城市取向才非常浓郁，才会将农村孩子的利益毫不客气的扔到脑后。

一个外国博士生，能一针见血地看透高考制度的弊端所在，并且说：“如果我是中国的教育家，农民问，为什么我们只有一条路呢？我没有脸告诉他们，因为你是农民，所以我少给你一个上升的渠道”。可见，中国高考制度的最终症结不是问题复杂，而是决策人自身的“金喇叭思维”在作怪，不打破这种既得利益思维，考试制度的不公平因素就难以根除。

同日《中国青年报》也发表了以北大法学院张千帆教授为首的法律界人士推出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建议书》。建议书倡导给人口大省平等的录取权，给西部边远省份考生更多的倾斜。我们当然很关心考试标准统一对农村考生的实际影响，因为他们所受的基础教育本身就没有城市学生好，所以原则上大学招生录取应该更加照顾他们才对。这对高考制度改革是一个积极的提醒，在城市取向和农村取向之间做好均衡，高考制度的公平性才有望得到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