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媒体经常说‘城管打小贩’，但是，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城管经常被‘小贩’打。”在1月21日东莞市人大的分组讨论会上，莞城区人大代表谈起“城管被小贩打”屡屡出现的情况，代表都显得特别的义愤填膺。

设身处地地想，城管与小贩的频繁“武斗”，肯定也会有一些小贩主动“挑衅”的因素。媒体普遍习惯将胳膊肘往小贩那边拐，这是媒体关注弱势群体的责任所系。从公共话语博弈角度来看，当代表们对“城管被小贩打”，“每位都显得特别的义愤填膺”的时候，恰恰反证这里非常需要小贩的声音，套用一位网友的智慧跟贴帖，“小贩中有人是人大代表吗？”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抱定“更大、更好、更整洁”的远大胸怀后，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矛盾更为激化。从城管职业赖以存在的制度层面看，现有阶段很多地方只能一再强调城管温情执法，但成都“妈妈城管”的偃旗息鼓或已表明，不从城管制度根本上改革，仅仅寄望于温和的执法态度，并不能成为缓和城管与小贩矛盾的理性出口。

当城市管理者理念与弱势群体生存发生冲突时，对毫无退路的弱势群体而言，抗争在所难免。在根本局面尚未扭转的情况下，媒体选择站在弱势群体一面，这是媒体生存法则与舆论道德的“国际惯例”。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舆论关注，才可能为弱势群体争取到更多的权利，更何况，弱势群体缺乏太多能够影响决策的话语平台。

人大代表替民请命，为民说话，畅所欲言乃理所应当。也不可否认，人大代表可以为城管说话叫冤，但人大代表不应只替城管说话，而一提起小贩就立马生出一种本能的排斥与敌意。即便不问城管与小贩“武斗”中的谁对谁错，在人大会议这样的重要权益博弈平台上，不能只有为城管叫冤这一种声音。一言以蔽之，越是重要话语博弈平台，越要既有人为城管叫冤更要有人替小贩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