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岁的河南睢县农民魏克兴在找乡长蒋友军反映土地补偿问题时，拿起办公桌上一水杯欲喝水，被乡长喝止。两人发生冲突，结果乡长喊来警察，农民被拘留7日。此事被网友称为“杯具门”。

农民“要”用乡长的杯子喝水，只是“要”而已，还未曾真正侵犯乡长对杯子的专有权，当然更未曾违反一人一杯的文明饮水习惯。应该说，乡长不乐意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当事农民居然因此被拘。虽然说是发生了冲突，可是一个65岁的老农民和一个比他年轻的乡长即便真的有所谓冲突，谁吃亏更大那不是明摆着的事情？为何警察赶来，偏偏拘走了农民？

为了寻求答案，海南学者王琳在《新京报》上分析了“杯具门”所见证的乡村丛林生态。他认为，由于缺乏基层民主制度的支撑，这位乡长实际上是依靠威权在管理乡土和乡土上的农民。农民动了乡长的杯具，在乡长看来就是动了自己的威权，如果不有所表示，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干下去”。把农民扔进班房，可以大大现实他的强势与威权，使后来者受到震慑。

很明显，乡长的威权不是通过动手或冲突来实现的，而是喊来警察将其拘走。在一个官与一个民之间，警察显然没有信守法治原则，而是表现出露骨的从属性。《中国青年报》所发表的江西检察官杨涛的文章认为，乡民遭拘的思想基础在于乡官的“御民”思想，而其现实原因却是乡村警察的“家丁化”。在这一事件中，警察放弃了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责，忘记了慎用警力的忠告，盲目冲锋在前，结果将自身的公信力与一个滥用公权的官员绑架在了一起。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河南“杯具门”过去没几天，又爆出农妇因和官员对骂而被拘的“母老虎门”。河南新郑市辛店镇60多岁的农妇曲花枝，因不满镇政府征地补偿，拒绝丈量土地。在现场督阵的镇委副书记安群楼脱口就骂曲花枝是“母老虎”，曲花枝回骂“你娘才是母老虎”，安群楼立即变了脸，高喊“给我抓走”，曲花枝当场被几名工作人员带走并拘留。

故事到这儿还没结束，媒体前去采访时，这位镇委副书记大骂记者是一群“狗毛蛋子”，并一通电话招来十几名男子，将记者“请出了屋”。看来，这位安副书记无论是骂功还是打功，一点都不输于前文提到的蒋乡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华每日电讯》将蒋乡长、安副书记之流称作“官霸”，该报发表的评论说，这些基层干部的做派，其实只是人性最真实、最原生态的反映。人一旦有了点权力，特别又是缺乏必要的监督时，就容易骄横，容易把公众赋予他为公众服务的公权力，看作为所欲为的资本，再加上地方执法人员的“配合”，一些村官乡官就成了官霸。

《广州日报》也分析了某些基层官员为什么容易动粗的问题，该报发表的李龙的文章认为，这暴露出部分基层官员执政思维的异化倾向。一些基层官员，把民众的维权诉求当作无理挑衅，视为挑战官员的权威，动辄以暴力和威权进行打压、报复。实际上靠异化的权威支撑起来的公权力，就必然不是合理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再是平等地与民众打交道，而是以“主人”的姿态治理百姓。这样，只能使基层权力生态进一步走向恶化。

与前面两位被拘留的农民和农妇相比，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两位老人的遭遇更为惨烈。这两位老人是一对父子，一个92岁，一个68岁。为了阻止镇政府组织的野蛮强拆，他们选择了点火自焚，儿子当场身亡，父亲烧成重伤。然而，自焚和死伤并没有阻止他们家园被拆的命运。《中国青年报》发表汪强的文章分析说，能否及时拆迁关系到官员政绩与政府利益，在当地一些官员看来，为了政绩与利益可以不顾老百姓性命。该文的标题是《不畏民死，奈何以民死惧之》，可谓触目惊心。

当地政府在自焚事件发生后不是痛定思痛查找疏失，而是寻找借口百般抵赖。东海县政府曾回应称，政府之所以在老人自焚后仍坚持强拆，主要是为了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强拆变成了救灾，这个理由被时评人池墨评价为“世界上最牛的拆迁理由”。东海县的一位官员说，如果陶家父子能“依法办事”，惨剧本可以避免。这样的强调足以印证前不久天津市宁河县教育局长的著名言论:“在中国，你说不拆，肯定把你拆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全世界牛逼！”

上述事件的共通之处，除了权力的刁蛮之外，又无一例外都与征地拆迁有关。《广州日报》的社评说，如今农村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税费征收，大多数纠纷是因土地问题引发。为了政绩或形形色色的“干股”，一些基层官员成为违法征地、野蛮拆迁的急先锋。解决问题的出路何在？或如王琳所言，化解之道仍在民主与法治，以民主约束威权，以法治规范威权。知名网友宋石男说，如果有一天，暴力拆迁致人死亡者将被以故意杀人罪或过失杀人罪论处，那么拆迁悲剧或许终可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