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特约评论员 杨耕身

“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近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举行了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会上发布了《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提出了“新的稳定思路”。其中提出:维稳不是要消除利益冲突，而是要设立规则；准确评估社会形势才能从容应对；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社会的稳定；建立利益均衡机制；容纳冲突，用制度解决问题等。（《中国青年报》4月19日）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之名头，报告初稿撰写者晋军、应星、毕向阳，以及统稿者孙立平、郭于华、沈原之皇皇阵容，无不在为这份报告增加分量，让它显得更加让人瞩目。这样一种坚韧的努力异常可敬，但与此同时，我们还是不免被一种倦怠的情绪击中。想一想吧:不论是“越维越不稳”之现状，还是所谓“新的维稳思路”，它们有什么是新的？要经过多少“维而不稳”的事实堆积，才足以让人总结出一个“维稳的怪圈”？而那些“维稳思路”，也早已是河上的桥。难道仅仅因为过河者总是选择去摸石头，所以它才成为新的？

一些地方“基层不高兴”的情绪已四处蔓延。对这样一种“不可治理状态”，身在社会中的人们，比之专家学者无疑有更深切的感知。那些维权者的苦难，他们的愤懑与怨气，承受与不可承受，不说也罢。更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参与维稳者的压力与不甘。去年4月《半月谈》曾刊登一名乡镇信访工作干部的来信，他忧伤地写道，“自从分管信访，我天天胆战心惊，如履薄冰。”这些维稳者与那些不稳定因素，既处于维稳工作的两端，也都成为体制“痼疾”之下的受害者。由此所展现的，正是一个早已疲惫不堪的基层社会现状。

基层的治理之所以一味在“怪圈”里面打转，基层社会之所以疲弊难消，根源于一种政绩压力。中国实行自上而下的吏治考核办法，于是当地方稳定成为“一票否决”，从上到下都在强调“领导包案”、“属地管理”之时，地方政府不得不陷于穷于应付之困境中，这也使得中国成为在维稳上投入力量最大的国家之一。然而，一些官员仍笃定地认为，相对于稳定的“大好局面”，维稳的代价有多大都是微不足道的。

且不论“稳定”已成为一些权力者滥权践法的借口，单就通常的“维稳”而言，它也只能使得地方政府为了一个稳定的假象而无暇他顾。它不仅使政府正常的守夜人职能、司法应有的“最后的公正”职能被虚置，而且也使得民众正常维权变得异常艰难。因为在某种“同仇敌忾”之下，他们可能永远无法遇到可以说服的权力，民众的怨气也就在逐步郁积之中，成为基层社会各式各样的“火药桶”，一触即发。而由此带来的，又是新一轮的维稳压力与投入。这既是近些年来一些地方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关键，亦是导致维稳工作陷入“越维稳越不稳”怪圈的深层原因。

民众的诉求必须找到一个出口，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需要得到保障。当不能实现对于基层社会有效的治理，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厘清两个认识的时候了:到底是以权力训导权力，还是以权利驯服权力。以权力训导权力，指向的只能是权力的威权思想，而我们最终需要的，是使权力体系能够俯首于公民权利。因此，最终需要落实到对于体制的改革之上。如果说，旧的维稳思路纠缠着太多人治或权大于法的心结，那么改革就必须向体制中注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民主灵魂。

当“稳定”成为一种高于人权、高于法治的追求或潜规则之时，其实已经表明疲弊的程度。“体制需要一种舒展的灵魂”，这依旧是参与报告统稿的孙立平先生曾经说过的，“体制也像人一样，会拘谨。试想它整天满腹心思、愁眉苦脸、神色紧张、不苟言笑，这样能处理好问题吗？面对社会矛盾和冲突时，应该有平常心，有舒展的心态、舒展的灵魂。”只有充满自信的体制，才会有舒展，才会有自如的收放，才会有最根本的稳定。但是，对于信访，对于维稳，对于基层社会治理，一直以来，我们是不是说得太多，做得太少？

（作者系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