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性论的局限

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是心性之学，喜欢谈人性的善恶。中国人很热衷于讨论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而在讨论反人类的罪行时，按照传统人性论，不论是性善还是性恶，都不利于对罪行作出有力的反省和批判。

中国的人性论多数都持人性本善的立场。这种理论认为“善”和“诚”是人类的本性。但是“性相近，习相远”，人生来是纯洁的，但是后天的影响变得丧失了本性。孟子讲求放心，儒家都讲要求恢复本性，反身而诚。

这种设定，很容易让我们把罪行都推给社会环境，原因很简单，我的人性那么纯洁，那么真诚，怎么会犯罪呢？即使犯了罪，也是好人办坏事，是政治腐败、环境所逼。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里，唯独不畏自己，不怕自己犯罪。这种人性论，如何能有忏悔和反思？

把恶魔的行为归于性恶，同样不利于反思。说犯罪者人性本恶，实际可以为公众提供一种心理上的极大安慰。将犯罪者视为与我们迥然不同的疯子和性恶之徒，我们自己的纯洁与高贵就不会受到威协。他是恶人，我们继续还是善良的君子。这种善恶的区分，实际是把罪恶置于“我们之外”。

与中国传统哲学不同，西方人反对人性善恶的讲法。西方哲学认为谈人性是善是恶，人自己是不知道的，只有上帝知道，人不能对其他人做这种终极评判。

西方哲学不谈论人性，他们很早就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伦理问题—人的自由意志问题。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没有自由意志，就无所谓善恶，一切善恶都立足于人能够选择，立足于人的故意。

在西方文化看来，谈人的本性是很奇怪的。既然是人性如此，那就是一个决定性的东西，就像自然规律一样，没有自由意志，是谈不上善或者恶的。

个体的道德责任

按照西方人的这种理论，郑民生、黄巢的行为，只要他们存在自由意志，存在自由选择，就不能把罪恶推脱给社会政治环境，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上应有的道德责任。

犯罪者有责任，那么其他人是不是不需要反省了呢？在西方传统中，自以为无罪，自以为纯洁，一定是在自欺，是最大的恶。儒家那种认为人通过自身的心性修为即可达到拯救，成为圣人，在西方人看来是绝对的被造物的狂妄。

在西方传统中，人性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段历史。人背负有原罪，而且既然有自由意志，随时都可能堕落和犯罪，因此，我们永远需要反省和忏悔。

西方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耶路撒冷的一个高塔突然倒下了，压死了十八个人；无巧不成书，犹太总督比拉多也把一些加里肋亚人杀了，把他们的血掺和在祭品中。有人把这些事报告给耶稣，耶稣喟然而叹:“你们以为他们是因为犯下大罪，才遭此天谴吗？我告诉你们，你们所犯下的罪和他们的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