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关岭县岗乌镇大寨村“6·28”滑坡灾害目前已确认有包括30名学童在内的99名村民被埋，被埋者生存希望渺茫。据一些从外地赶回的村民称，当地去年发现山体有开裂现象，有山头发生了整体移动。当时一些村民联名将此事上报，“听说也有领导来查过，但没有结果”。

哪怕大自然已经发出警告，哪怕村民已联名上报，但地方官竟然不为所动。当灾害以瞬间吞没99条生命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由衷感觉到一种“有预兆，无预警”的痛楚。置身于这样一个灾难频仍的年代，在亲历无数灾难之后，我们最沉痛的寄望是，别总让我们在灾难到来之后谈论灾难，别总是让我们被动地承受灾难。然而事实总是，每一次灾难都成为灭顶之灾。那种让众生于灾难之前可免于恐惧与死伤的预警机制，总是一再失灵。

贵州“6·28”滑坡灾害之前，江西抚州市临川区抚河唱凯堤于6月21日发生决口，罗针、唱凯、罗湖、云山、湖南等五个乡镇被淹。然而，直至决堤前一天，村民们还收到了当地政府的辟谣短信——“未发生决堤”。村干部解释称，提前通知村民会引起恐慌，出现无法控制的局面。而对6月2日广西岑溪市和容县接壤地区发生的造成42人死亡的泥石流事件，岑溪国土局官员称，主要原因系受灾点超出监测范围和“群众思想麻痹，灾情始料未及”。但当地村民表示，官方早重视就不至于有事故，政府的防灾工作不到位，从未要求村民撤离。

“有预兆，无预警”正在成为基层民众面对灾难的常态。我们该以怎样惨淡的心情，来描述一些地方政府的危机处理，以及那些灾难所记录下的一切？对于贵州去年的山体开裂与山头移动，领导来了去了，下文便是今年的99条人命。对于广西的泥石流，身为国土部门官员竟毫无惭色地声称受灾点超出监测范围，并将责任推给村民，仿佛灾难预警不是他们的职责所系。对于江西的决堤事故，谁能想到，此次大决堤之前夜，唱凯堤已经出现过管涌，然而官员只是在忙着发辟谣短信，其原因竟是怕引起恐慌。难道官员对民众恐慌的惧怕，更甚于决堤之危以及生命之殇了么？

缺少了政府责任与行政道德之后，民众只能处于只身犯险之危境。或有河流倒悬于顶，或有山体崩塌于侧，每一场灾难也因之成为基层民众无法超越的苦难与宿命。一直以来，一些地质灾害总是被轻松地归因于“自然灾害”，因为其中有着许多不可控的因素。我们实在需要反思：包括预警机制在内的基础性工作的缺失所导致的民众不得不身处险境的情景，难道不正是人为因素？

包括预警机制在内的基础工作的缺失，使得灾害像一把利刃，我们都明知它就高悬于每个人的头顶，却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落下，落在谁的头上。就在不久前，国土资源部发布数据指出，1月到5月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4175起，6月份我国各地进入主汛期。根据地质灾害多年发生规律，6月也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国土资源部预测，总体上地质灾害发生的频次和危害程度可能较5月份偏重或基本相当。全国10万多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随时都有发生灾害的可能。然而，尽管我们可以预见到这一些，却永远无法预防灾害的“突如其来”。这才是真正可悲可怕之处。

或许，岑溪国土局官员声称泥石流受灾点超出其监测范围，亦是一种实情。中国地质调查局副总工程师殷乐平指出：“现在查明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都已初步建立群防群测网络，得到有效控制。但是每年发生的地质灾害大多发生在圈定的地质灾害点以外，由于不少灾害点多分布于偏远农村和山区，灾害监测、预警和人员转移的工作难度很大。”当越来越多的灾害发生在已经查明的地质隐患点之外，已足以表明中国地质风险管理的现状。这或许正是预警机制缺失的根本原因？现状若此，我们该如何评价各级政府呵护基层民众生命与家园安全的努力？

相对于用于灾后搜救的生命探测仪，我们更需要一种灾害警报器。就在7月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6月3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自然灾害救助条例（草案）》。灾害救助的法制化，无疑是一个进步。但在灾害风险的全流程管理中，若仅满足于灾后救助，仍只是对于灾害的被动承受。“防患于未然”这句话，需要有资金与人力的投入，更需要有国家及政府责任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