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约固然不可以视为权利，但问题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面，即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是否可以看作权利。工人进厂时，招工条件由资方开出，固然等同于契约；但工人作为个体并没有讨价还价的条件，他是接受了这个契约，并没有参与契约的制定。在这个意义上，这份契约看似平等，但也隐含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另外，契约既定，如果若干年未变，但工厂规模扩大、工人数量增加，这意味着资方利润的增长。然而，假如增长的利润更多投入到扩大再生产的规模上，而工人的工资总量却一直没动。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是否有要求增加工资的权利呢？

推论至此，我个人斟酌认为，即使在契约的约束下，工人依然应该有要求增加工资的权利。如果说工人进厂时，那份契约并没有包含工人的意见，当工人进厂和资方结为一个共同体后，它可以也应当有表达自己看法和诉求的机会，这当然也是一种权利，并且是重新签订契约的权利(契约不是一成不变的)。该权利在行使时，可以是个别反映，可以是联名上书；如果这些都未奏效，逻辑上它也可以是罢工。这都是权利行使的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我倾向于不妨视罢工为一种权利。何况在现实情况下，工人相对于资方，毕竟还是弱势。认可工人罢工的权利，也符合罗尔斯制定社会正义原则的一个原则，即在社会和经济状况不平等的情况下，公正原则的制定应当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工人，或称农民工，正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最少受惠者”。当然，这里必须恪守权利对等的原则，否则对资方也不公正。如果工人有罢工的权利，那么资方则有解雇罢工者的权利、不发罢工期间工资的权利等。并且，当工人加薪的要求满足后，由罢工期间所造成的企业损失，则应由劳资双方同时承担。

如果罢工可以视为一种权利，那么，开头那个实质上是禁止罢工的提案就行不通了，它不符合保障公民各种权利的宪法。当然，正如立法不可以禁止权利，而权利一旦侵害他方权益，法律却可以提起诉讼。因此，法律的作用，不是在罢工前，而是在罢工后，尤其是当罢工出现打砸机器、殴打管理人员等暴力行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