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民康志军因云南英茂烟草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未为其办理3年养老保险，多次到社保局反映问题未果。7月26日，康先用仿真枪威胁工作人员，后用匕首向对方连刺5刀，致工作人员重伤。据警方通报，康被捕后称他此前已谋划2年。（云南信息报7月27日）

虽然新闻进一步了解到康志军性格的孤僻，但要将眼下这一幕简单地归结为康志军个人的性格分裂，这难免有无视事实，堕入先入为主误区嫌疑。事实上，在康志军“谋划”的这两年间，其先后“到市劳动仲裁中心、西山区法院、昆明市中院上诉，但都败诉”。

依据《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康志军原来工作的单位英茂烟草公司理应为其办理社会保险，这是康志军的合法权益，当此种权益受到侵害时，他有权向当地劳动保障大队投诉，或者直接申请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处理。仅从新闻提供的信息看，康志军伤害社保局工作人员，这与其维权诉求不应存在直接联系。理论上，其要么通过劳动保障大队，然后劳动仲裁委员会，然后法院。

然而，两年来康志军按照法定程序申诉上诉，但不知到底是因为什么，看似在法理上稳抄胜券的康志军却出人意料地遭遇屡屡败诉的“霉头”。有理却无法伸张，放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都无法理解，都难免积郁成疾。正当维权机制一旦拥塞，维权者要么只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要么蓄聚为一种极欲渲泄的情绪，只不过这一“霉头”落到了街坊眼里的性格孤僻者——康志军的头上。

犹记起，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总工会曾披露，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而农民工的参保水平更低，参加养老、医疗保险的不足20%和31%（新华网3月10日）。参保率低是一方面，由于转保体系的缺失，退保现象同样普遍。去年，因受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省份对参保不似前几年那般积极，有的甚至睁只眼闭只眼，导致参保率出现下滑势头。

正是基于对社保参保率不高的深深忧虑，全国总工会多次呼吁，要提高基本社会保险的法律强制力。也正是基于对扩大参保率的考量，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抛出了将社保费改成社会保障税的建议。应该说，这样的学术探讨颇有积极意义，但无论是费还是税，能否体现制度的良好初衷，惠及更多群体和个人，必然离不开法律的有效捍卫。尤其是当前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工，只有其权益保护通道实现顺畅，才可能实现同用工方的相对制衡，劳资博弈才可能从纸面走向现实。

无论是受到伤害的社保局工作人员还是康志军，如今的这种结局都是一种悲剧。康志军肯定会因为自己的鲁莽而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其屡屡维权的无力与无望，无疑压断了他那寄予希望的稻草。就本起事件而言，也许我们更应该抛开康志军个人性格缺陷，以及这起伤害案件的表面现象，以更多精力深挖社会保障体系的陋缺，当然还有公民合法维权通道是否畅通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